市直0020：心灵的太阳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窗户只有心灵的太阳才能照亮。有了坚强的意志、美好的理想、求真的韧性，不断地与时俱进，纵使不幸失明，心灵的太阳，每天也都是新的---这是我十几年来的最大的感受。下面我就向大家具体谈谈。
　　　　　

　　　　　　
　　一、昨日风华
　
　　

　　失明前，我有过引人自豪的人生轨迹。我出生于长沙，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附中。这是一所全国有名的重点中学，学校学生曾获得十几枚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金牌。我当年是理科尖子班的学习委员兼英语课代表，高一时因在长沙市中学数学、英语竞赛中进入前三名被学校推荐提前参加高考。在高考制度恢复第一年的1978年，顺利考上了郑州大学英语系，成为郑大年龄最小的大学生，那一年我刚15岁。
　　


　　由于我刻苦学习，我的专业主课获得102分的最高分，我的一篇评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福克纳小说的毕业论文获得满分。因此，提前半年被选拔进入“青年教师英语进修班”,以优异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教英语系二年级的精读课。
　　


　　虽然教的是语言，但受当时环境，特别是郭沫若“科学的春天”和早年所读的那篇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的影响，我对科学事业情有独钟，于是，1985年，我怀着更高的理想，考上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应用语言学专业的研究生。
　　


　　学习期间我经常被选派参加外事活动，我有幸在人民大会堂为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博士率领的美国科学家代表团当翻译，接见他们的是名誉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严济慈先生；不久，又在北大“芍园”参加了由杨振宁、李政道博士发起的中美联合培养物理博士生项目（CUSPEA）的英语考试阅卷工作。
　　


　　由于成绩优异，我毕业后直接被留在研究生院英语培训中心任教。该中心是由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与中国科学院合办的，主要是对中科院系统赴美学者全方位的英语强化培训。由于写作课涉及到的专业性较强，一般是由美方老师直接授课。可是,由于英语中心美方主任PAULA　SETYAK的欣赏，我不仅几门课程都教了下来，而且很受欢迎，我成为当时唯一能够胜任写作课的中方教员。
　　


　　那时候，由于每天都有写作课，学员天天要交习作。学员一人写一篇，老师一改就是一大撂，做老师的任务特别重，我改过的作业，加起来足有好几麻袋。这样的写作课一教就是8个学期。而那时所住的教工宿舍还时不时停电，作业改着改着就不得不点上蜡烛。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清楚地记得，有一位女研究员，年龄已过半百，仍来学英语，一开始学得很吃力，可是到毕业时，她竟能用英语撰写论文并汇编出版；一位来自海洋所的博士生，从一开始不敢写到后来写起来停不下笔……回去以后他竟成了英文杂志主编，工作上得心应手……毕业了，昆虫所的学员送来了他们亲手做的精美蝴蝶书签，另有一名来自植物所的学员，更是别出心裁地给我捧来一盆亲手培育的兰花……，我为有这样的学生而感到骄傲，感到无比幸福、快乐。现在他们仍然和我保持着联系，成为我的朋友。
　

　　
　　二、磨砺意志

　　

　　我24岁被聘为讲师，30岁晋升为副教授，讲过不下20 门类英语课程，从教多年来没有我教不了的课，也没有我教不好的课。我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其中《学术英语》、《学位英语》被评为"优秀课程"。但不幸的是由于长期的劳累，我的视力也越来越差，做读书笔记时，铅笔字看不清，改用圆珠笔，再用钢笔，最后就是看碳素钢笔字迹也是一片模糊了。
   

　　我带着焦虑和不安，到了北京的大医院，医生明确地对我说：我得的眼病会逐渐导致失明。我惊呆了，不敢相信会是事实，为能留住光明，我先后去了北京和外地的多所医院，看完西医看中医，但都无济于事，光明从我眼前逐渐消失，我已预感到失明的到来。

　　失明后，我起初最不适应的就是没有了方位感。平时穿惯的T恤衫找不到前后；在地铁里好心人招呼我：“来，到这儿坐”,上班时，同事说，“杨佳，水瓶在那儿”、一句简单的“这儿” 、“那儿”却要我琢磨很久，“这儿” 、“那儿”到底在哪呢？

　　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的烦恼郁疾成的苦苦思索：昨日风华还能继续下去吗？失明的人能像健全的人那样生活吗？如果能，它的支点在哪里？如果不能，活着的价值在哪里？

　　我想起了我身边的人---我的老师李佩，丈夫早年因公殉职，爱女也不幸早夭，80多岁高龄的她现在仍然在带博士生。
   

　　我想起了我的父母---两位老地质工作者，退休了本该颐养天年了，还要为我操心。
   

　　经过一番痛苦的思索，我又重新振奋了精神，重新找到了人生的定位。磨砺自己，知难而进。我想到了古今中外不向命运低头的人：海伦.凯乐、保尔、英国大诗人弥尔顿、左丘明……这就是支点，体现为超人的意志，燃烧的激情和牺牲的精神。
   

　　我不能看书，就来听书、用手指来摸书，我开始学习英文盲文，从一笔一划到一个一个凸起的点；同时训练听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来听的“书’一箱又一箱，听过的磁带上千盘；计算机也安上了最先进的有声软件。我不仅又能读书了，而且还在计算机上写书了，失明后仍著书立说，我的著作《研究生英语写作》一书被多所大学的外国专家选定为博士生英语写作教材；《研究生英语阅读》由（中国应用语言学界第一人）李佩导师作序，她赞誉为“一部非常好的令人起敬的著作。”获得了同行的一致肯定。
   

　　我酷爱读书，我忘不了我在“北图”的日日夜夜，来京后的知识多半是从“北图”索取的，我写下了《我与北图之缘》，文章在国家图书馆（1999年12月）馆庆90周年读者征文活动中荣获一等奖并请我为读者作了“读书报告”。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工作莫过于是给博士生上课。身体条件的变化使我比过去更追求质量了。
   

　　我还和从前一样，上课时讲究仪表，板书工整，提问自如，所不同的是过去只须提前10 分钟进教室，现在我会早早地赶到教室，做好课前准备；过去记一个班的学生名字只须随便看两眼，现在得花上大半天，反复的听录音，记住每一个学生声音；我有着各种方便自己记号；我学会了在失明的情况下写板书；上课方式也跟过去一样灵活、自如……
   

　　我讲究课堂艺术。作家刘恒写道：“听杨佳的课，是一种艺术享受……杨佳用她那优美的语调，优美的手势，优美的笑容，向新入学的博士生讲授英语口语。同学们并不知道，眼前这位活跃、亲切、耐心、博学的副教授，是一个什么也看不见的人……”。
   

　　我对博士生英语教学循循善诱、因材施教。考虑到他们来自各个研究所，经常参加学科的国际会议的特点，我在课程内容上增补了《国际会议英语》 “模拟国际会议教学”,总结出“三V”教学法，即：语言、声音、形象（VERBAL、VOCAL、VISUAL）三方面。内容上增加了‘时事英语’、‘科技动态’、‘当代管理趋势’，使学生们能掌握现代知识、现代语言，与时俱进，也融入了爱国和民族教育内容，激发学生奋发图强极积向上的精神。
   

　　在教学评估中，博士生们给我打了98分。第30届英语七班博士生在留言簿上这样写道：我们无法用恰当的言辞来形容您的风采。您的内涵如此丰富，您的授课如此生动，在获取知识外，我们获得了乐趣和做人的道理……。
    

         
　　三、再上层楼
 

    在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每个人都面临着新的挑战，须做出新的决择，要有新的突破，应进一步提高自己，补充新的知识。经过慎重考虑，我选择国家急需的公共管理专业，选择了在美国排名第一的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
   

　　在新世纪里，我被哈佛大学录取，2001年成为哈佛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位获MPA学位的外国盲人学生。
   

　　在哈佛攻读学位，对于明眼人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于一位失明者。
   

　　初到哈佛，不仅要面对陌生的环境，还要面对跟以前完全不同的包括经济学、政策分析等陌生的新课程，作业也十分繁重。可以说，有读不完的书，做不完的作业，写不完的paper，还要参加许多的学术活动。我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就如饥似渴地学习。白天，在课堂里听课，用计算机记笔记；课后，又要把老师指定的一、二百页资料扫描，靠计算机阅读；晚上，我的宿舍里依然“书声朗朗”,我读书的速度在不断的加快，从每分钟听300多个词，增加到400多个词再增加到500多个词，常常学习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就这样，我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以顽强的毅力，出色地完成了学业，比学校规定的学分还多学了三门课程！
   

　　肯尼迪学院的评分标准分为A、B、C、D四个等级，最高不得超过A，可是在我的课程里却有着A+的高分。
   

　　刚到美国时，由于每个学生选的课都不太一样，大家不熟悉，一开始不少同学并不知道自己班上有个盲人学生，直到一位同学在校园网上转载了一篇《中国日报》的文章---“从黑暗走向光明”介绍了我的事迹，在同学中引起了巨大反响。“杨佳是我们的骄傲”、“杨佳是我们的榜样”、“嘿，好样的杨佳”在网上传颂。还有一位同学说：从她身上我们获得了更多灵感，她在我们班真是上帝的安排，让我们受益匪浅。
   

　　有一位来自韩国大宇公司的同学说：“我原来以为杨佳是个很高傲的人呢，没想到事情竟是这样”。原来这位韩国同学初见到我时，觉得我很亲切，向我问好并习惯性地伸出手想跟我握手，因为我看不见，根本没有反应，这自然让那位同学产生了误会。
   

　　在《国际组织依存》这门课上，我向加拿大贸易及外交部长约翰.曼尼提问：“你对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如何看？世贸组织要做出哪些改革方能使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之间真正做到贸易自由、平等？”关于这一问题，我还专门写了一篇题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的论文，就如何确保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平等做了深入系统的探讨。
   

　　在“领导艺术”这门课，我写了几篇论文，其中一篇为《论邓小平的领导艺术》。我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是想告诉哈佛人，优秀的国家领导人，西方有，在东方的中国也有。在论文中，我从邓小平的“远见卓识”的伟人气魄、“一国两制”的构思、（中苏、中英谈判）谈判技巧、中国开放搞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及其三起三落的人生政治生涯、平凡而伟大的一生等方面，对邓小平的领导艺术进行阐述。
   

　　给我上课的肯尼迪学院顶尖教授大卫.戈根，是（从尼克松到克林顿）在美国四届总统班子任职的高级官员，著有权威的《权力的见证人---领导艺术之精髓》一书，他在给我的书上这样写道：“佳，你教给了我们更多的东西。”在他的最后一课，他还特意安排我上讲台发言，以示对他这名优秀学生的厚爱。
   

　　这里介绍我在哈佛上的一堂课，从中大家可以领略到作为一个中国人在时刻努力维护祖国尊严及形象, 在外国人面前的那种不卑不亢、卓尔不群的风采。      

　　时间：2001年5月2日 下午 4：00-5：30 

　　地点：哈佛肯尼迪学院 利陶尔大搂（Littauer） 140教室
   

　　戈根教授正与一群来自哈佛各个学院，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讨论，《开创永恒的遗产》的“领导艺术”的话题。戈根教授站在讲台前说：“这个学期我一直注视着一个活跃在其它课堂和这里的同学，她在课堂上认真地做着笔记，我意识到她比我们大多数人看得更清楚。佳，你能到前面来吗？我想请你谈几分钟，并想请大家听一听你对‘领导艺术’的见解。”我从座位上起立,从容的走向讲台，助教帮助我戴好了扩音器。
   

　　我说：“戈根教授，谢谢您给我这样机会，刚才是您讲，现在是我讲，这样一来就男女平衡了。”话音刚落引出了满堂笑声。

　　我接着说：“我来自中国科学院，从我身上你们可以看到一个中国人的性格，‘领导艺术’这门课，为我们总结了‘领导艺术’七大特点，其中远见卓识、团队精神至关重要，否则任何事情都不会成功。我很欣赏著名黑人领袖马丁.路得金的一句话，‘衡量一个人不要看他的肤色，而是要看他的品格’。罗斯福总统，一个连自己大脚趾都指挥不了的人，却领导这个国家走出了经济大萧条，人们在遇到重大变革时，往往要经历一个从拒绝接受、否认现实、到自我接受、证实现实、接受现实的辨证过程。就我个人来说也是如此。我15岁上大学，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大学生，然后又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留校任教。疾病使我视力减退乃至失明。这期间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认为人一生的奋斗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与别人竞争，第二阶段是与自己竞争。对一个国家来说也是这样。
   

　　话音未落就博得了满堂喝彩。我接着说：今天是最后一课，我想代表在座的所有人说，‘领导艺术’以其系统、客观的教学方式使我们看到了许多西方的杰出领导人，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印象。此外，该课在时间安排上，竟是那么的巧合，当特大暴风雪袭击这座城市的时候，我们正坐在教室里听戈根教授讲‘意志的力量’，也许就这一点足可以解释肯尼迪政府学院是暴风雪来临时唯一上课的学校。戈根教授领着我们把所有的美国总统、世界领袖都一一的看了个遍，有西方的，也有东方的，所以我们感到总统离我们并不遥远。在这里，我引用戈根教授接受电视采访时说的一句话：‘我们已听到总统的心跳’。谢谢！
   

　　课堂上掌声响起，持续了足有三分钟。
   

　　戈根教授说：“佳，谢谢你。你给这门课一个圆满的结束。感谢在座的所有同学，我从你们身上学到了很多，让我们在毕业典礼上见。”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负责人保拉捷克森这样写到：“我非常高兴的谈谈杨佳女士在哈佛大学的突出表现。杨佳女士是我校难得的优秀学生；还是一位不寻常的中国使者。

　　我要专门指出的是，在杨佳学习的有关课程中，有一门是我校顶尖级教授大卫.戈根开设的‘领导艺术’课程，杨佳写了《论邓小平的领导艺术》论文，加上她在课堂中的杰出表现，该课程她得了A+的高分。最后，我认为很值得一提的是，在毕业典礼上杨佳女士赢得了全体师生起立，长时间的为她鼓掌。大家这样做，不仅是对她取得巨大成绩的肯定，更是对她所代表的国家的那种美和智慧以及一系列重要思想的肯定……”

　　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给研究生院党委的信中写道：“从科学时报读到杨佳从哈佛学成归来，非常高兴。并为她坚忍不拔，追求卓越的精神所感动。从她身上我又一次看到当代中国青年的精神风貌。……”
   
   

　　昨日风华已逝，今日时光不再。磨砺意志，再上层楼是我终生不缀的追求。从国家到地区的荣誉、国际国内各种组织的头衔，以及众多媒体的报道都是给我的警示。展望未来没有什么困难能阻挡我前进的脚步。只要心灵有一轮太阳，每天都会是新的。

作者 杨佳
                                                                                     

 责编 岳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