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励精图治却亲手断送北宋？

提起宋神宗，人们第一个想起的，是都王安石和变法。这个名字一直以来都掩藏在王安石巨大的光环之下，以至于他的形象在大多数人心目中都已经模糊，只能留下“励精图治”、“支持改革”、“软弱退缩”等寥寥几个词语而已。

但事实上，当我们透过王安石的光环仔细去审视这段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宋神宗，而不是王安石，才是这段大变法的真正主导者，而变法本身，也并非只有变法者宣称的“富国强兵”、“摧抑兼并”等表面的目的，在光鲜的口号之下，是宋神宗高超的权力手腕和远大目标--彻底改变北宋之前形成的，以宋仁宗朝为典型标准的政治体制。

事实上，变法前后，北宋的政治体制完全呈现出两幅模样，而正是宋神宗一手制造的这个改变，为北宋铺就了通往灭亡的道路。

为何这么说，我们得先从神宗改变了的东西，宋仁宗朝的政治体制说起。

王安石在他著名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对仁宗朝的政治有一番描述，透过其中“颂圣”的修饰，也可以使我们对仁宗时期的政治特色有所了解：

大臣贵戚、左右近习，莫敢强横犯法，其自重慎，或甚于闾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骁雄横猾以为兵，几至百万，非有良将以御之，而谋变者辄败；聚天下财物，虽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钩考，而断盗者辄发；凶年饥岁，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辄得。此赏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贵戚、左右近习，莫能大擅威福，广私货赂，一有奸慝，随辄上闻；贪邪横猾，虽间或见用，未尝得久。此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之效也。自县令京官以至监司台阁，升擢之任，虽不皆得人，然一时之所谓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见收举者，此因任众人之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

从中我们能体味出从北宋立国到神宗变法之前的核心政治思路，即“立纲纪”与“召和气”，依靠制度的设置对权力进行制衡和监督，同时精心维护一种和睦融洽的士风和政风。两者相互配合，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即王安石笔下“非有良将以御之”“非有能吏以钩考”却能做到“寇攘者辄得”、“贪邪横猾，虽间或见用，未尝得久”、“一时之所谓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见收举者”的原因。

在这个体制里，皇帝和执政的宰相集团分享最高决策权和行政权，任何一方都无法摆脱另一方单独做出决断和推行政策。政策的决策和执行过程受到监察部门的监督和制衡，监察部门可以提出异议干涉执行过程。这样架构的形成直接杜绝了那种皇帝自任聪明、躬亲万事而随时可能出现的失误和偏颇。中央而下的地方机构采用分离制设置，同一政区内设置相互平行的机构，形成独立的行政管道和相互之间的监督制衡。这样的政治结构的特点就是用决策和执行的速度换来政局的稳定和极强的纠错能力。而其制度设定的多重相互制衡和监督更是一改传统的“明君能臣”模式而将不犯误的责任从依赖个人能力转而变为依靠制度监督。同时，作为软件的配合，宽和的政风、“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规则，也培养了知识分子阶层积极参与政治、各抒己见的昂扬士风。以至于李裕民先生将这个皇帝与士大夫共治的体制称为“皇帝时代最进步的体制”。

在这个体制下，皇帝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宋仁宗曾得到过这样的评价“仁宗虽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皇帝）”。说“百事不会”是这个体制下皇帝最好的素质可能有些夸张，宋仁宗也并非万事无主张只听凭执政大臣处理，但其“守法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的自觉接受各种权力制衡和监督却是维持这一体制的必须。

显而易见，在这个体制下，皇权受到了很大的束缚，这对于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明君”、“大帝”来说是灾难性的。没有万事断自圣躬的无上皇权，也就没有他们表现其“明”，其“能”的舞台。

但很不幸，宋神宗却正是这样一位励精图治，寄望“大有为”，平辽灭夏，恢复“汉唐雄风”的“有志青年”。有一个小故事可以清楚的表现他的心思。他想诛杀一名大臣，被宰相以祖宗法度顶了回来，他又想改为从重惩处，被一句士可杀不可辱顶了回来，他只好当堂感叹“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却收获了宰执大臣一句“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这个片段将神宗与整个体制的冲突表现得相当清楚。这个意欲“做快意事”的有志天子在他登上皇位之时清楚的认识到自己的理想、宏图大志和实现手段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要想做“快意事”，必须抛开一切制衡和监督，获得乾纲独断的无上皇权。想获得这样的皇权，等于是要摧毁北宋建国以来形成的政治架构。

我们不能不惊异于神宗本人出色的权谋手腕。他所有的行动，在开始之初总是响应着当时最具呼声的“公意”。继位之初整个士大夫阶层中都充斥着改革变法的呼声时，神宗因势利导开始了变法。而主导变法的人选和路径，却选择的是争议最大，动作和阻力也最大的王安石。当世人的目光和争论还集中在王安石和变法具体措施之上，神宗已经不声不响的在台面下对原有体制进行解构。以变法为名义，在宰相王安石的“配合”之下，神宗一次次在程序上绕过原来无法绕过的制衡措施，直至形成架空。最后，当决策和行政大权集中在神宗自己和王安石手上的时候，再借势逼王安石罢相，从而顺理成章的接收了所有最高决策和行政权力。同时，再借助当时士大夫风行的对官职体系“紊乱”的批评和对汉唐显得规整的制度的憧憬，顺着舆论趁热打铁一手策划了“元丰改制”，在恢复前朝（唐）规整的三省六部制的名义之下，彻底在制度上摧毁了仁宗时代定型的宰相对皇帝最高决策和行政权的分享和制衡，而将宰相机构变成君权完全的下属，从而在制度上将他从王安石手中接过的权力固定化。从此，神宗真正实现了乾纲独断。

家居的王安石得到元丰改制消息的第一时间发出了惊讶的感叹：“上平日许多事无不商量来，只有此一大事却不曾商量”，这一声叹息的背后，当是直到此时，他方才明白神宗真正的目的和手段。

既然原本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对于想要皇权独揽的神宗来说，一个团结昂扬分享权力、制衡皇权并且随时监督的士大夫阶层是他在权力道路上真正的敌人。

于是随着神宗的亲手操作，在“变法”的大旗之下，士大夫阶层被成功的撕裂成对立的两派，有研究者清楚的指出“士大夫阶层的分裂，并非变法初期原有士大夫阶层的分裂（原来坚持变法的只有少数几个人），而是宋神宗通过近20年的变法培养了一个变法派官员集团，即新党官员。新党集团与新法共存亡，没有新法就没有新党官员的官位。”其之所以产生和壮大，均依赖于神宗皇权的支持与庇护，因此与原来的士大夫集团相比，他们对于皇权的依附大大加强。而在扶植起新党集团的同时，神宗对于选择反对新法的政治反对派进行打击，虽然限于祖宗之法的束缚神宗的打击尚不算残酷，但产生的示范效应是明显的--顺从皇帝心意的，可以登上高位手握大权，反对皇帝意愿的，终将受到打压。在这个示范效应之下，士大夫阶层终于撕裂。而在以政见划分阵营的两派之上，是皇权借以摆脱监督和束缚，反过来对士大夫进行威逼利诱最终将之收服为权力附庸的政治趋向。

简言之，无论是号称“富国强兵”、“摧抑兼并”的熙丰变法，还是声明恢复前朝（唐）规整旧制的元丰改制，其最终的路径指向和背后的根本效果都是取消一切对皇权的制衡和监督，去除一切对皇权的直接运行造成“阻碍”的分权和反对的可能，最终造成神宗乾纲独断的政治格局。

神宗成功了，元丰改制之后，宰相机构已经成为皇权脚下唯唯诺诺的奉行者，只有一点残留的自尊还在维持着士大夫最终的底线；台谏也已对皇权噤口不言，转而变成皇权指哪就打向何处的权力打手；士大夫阶层按照政治立场分边站队的趋向日渐明显，而无论哪一边，都将求助于皇权的垂青以试图将对立的另一派打倒。

神宗彻底改变了北宋的政治面貌。

神宗亲手搭建的，是一个最合适“明君”、“大帝”发挥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他可以不受干扰的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思路去实现冀望已久的远大理想。

但意愿和现实之间毕竟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神宗晚年一手指挥的对西夏的大规模进攻在他强烈的个人意愿的遥控指挥下惨败而回已经预示了这个充满皇帝一厢情愿的政治体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皇帝决策错了怎么办？所有错误的决定都会被高效的执行。一旦皇帝不是“明君”……可传统皇帝制度下狭窄的继承人选择面决定了，将政权的希望寄托在代代出“明君”而将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只能是制造加速崩溃的悲剧。

并不是“明君”的神宗活的不长，在他还没做出更大折腾之前就已经去世了。在他身后，北宋在他亲手开创的崩溃之路上加速狂奔，反复的党争、政治整肃打掉了政权最后的精神，皇权肆意的折腾摧折了整个社会的元气，政权上下最终遍布的是只知媚权没有操守的官员。终于，在神宗那长命而又以荒淫昏庸出名的艺术家儿子宋徽宗手中，这套集权体制发挥了最大的效果，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财力、人力、物力的北宋在新兴的金的打击下猝然崩溃。这是真的“崩溃”，这个崩溃来自王朝的内部，而打开灭亡之路的，正是励精图治意欲大有作为的神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