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王安石变法的现代影响

略论王安石变法的现代影响

摘要:对于中国宋代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及其领导的“王安石变法”,当时人和后来人都有不同的判断和评价,直到现在在学术界还有很大的争议。

对于中国宋代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及其领导的“王安石变法”,当时人和后来人都有不同的判断和评价,直到现在在学术界还有很大的争议。对此,李华瑞教授的《王安石变法研究史》等学术论著已经做出相当系统的评述。大致来看,当时人和后来人对于王安石的人品、学术水平、文学水平的评价,多数人是持肯定态度的;而对于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则分歧很大,聚讼纷纭。这里拟就王安石变法对于现代社会产生的影响略作梳理,从而为对其作出全面客观的评价提供参考。

从南宋到清末的700多年间,学术界和政界对王安石变法大多持否定态度,甚至把北宋亡国归罪于王安石变法。到清末民国时期,中国面临千古未有的大变局,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革派认识到王安石变法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先进性,进而积极研究、赞扬王安石变法。梁启超的重新评价与高度赞赏,不仅在学术界产生广泛而长久的影响,而且在政界也有重要影响。1923年,中国革命先驱孙中山在广州欢宴各军将领会上的演说中讲道:“诸君或者还有不明白民生主义是什么东西的,不知道中国几千年以前,便老早有行过了这项主义的。像周朝所行的井田制度,汉朝王莽想行的井田方法,宋朝王安石所行的新法,都是民生主义的事实。”(《孙中山全集》)王安石变法确实想通过一系列的兴利除弊措施改善民生,颁布的“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和“方田均税法”都有改善民生的作用。特别是通过“农田水利法”,在全国掀起一场古代罕见的兴修农田水利的高潮,兴修了一万多处水利田。同时,更重要的是想通过改革变法富国强兵,巩固当时地主阶级危机四伏的统治,保证宋朝国家政权长治久安(漆侠:《王安石变法》)。从孙中山的讲话可以看出,他的“民生主义”思想,某种程度上受到王安石“新法”的影响。在清末民国时期,很多学界政界人士积极主张学习西方,但很快发现西方文化也存在巨大问题与缺陷,需要在中华文化中寻找智慧加以补充改进。在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带动下,很多政界人士积极研读王安石的著作,宣传王安石的“新法”。仅1935—1936年两年中,各类报刊上就发表了100多篇论述王安石的文章。他们对王安石变法中的“保甲法”“青苗法”和“农田水利法”等非常欣赏,并尝试在制定政策时对某些变法思想有所借鉴。

清末民初,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传播到西方国家。担任过美国农业部长和副总统的亨利·阿加德·华莱士(Henry Agard Wallace,1888—1965),自述从20世纪初就深受中国留学生陈焕章的博士论文《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原理》影响,深入研究了王安石变法。担任农业部长后,他在大会发言、广播讲话、著作和信件中,又多次宣传、肯定“常平仓”制度及其对美国农业改革的必要性。作为罗斯福的重要助手,他领导起草的罗斯福新政农业方面的重要法令《1933年农业调整法》《1938年农业调整法》等都采纳了“常平仓”的一些思想。华莱士1944年访华时,有关报道写道:“华氏研究中国历史,对于吾国王安石之农政,备至推崇,迭次言论中皆有向往之词……图书室中适有一部古版《王临川全集》。王世杰罗家伦两氏,因示华氏以该书。……华氏答称:余于此颇悉。离院时向诸生演说,因即期诸生记取王荆公的话,不畏天灾,不畏任何阻力……华氏誉王安石中国历史上推行‘新政’之第一人;并请王主任可能搜集有关王安石之事迹,并访得其后人。在沈部长欢宴席上,华氏重复提到王安石,并进而以现时代眼光与当时情形相较衡,发为一种乐观的期待”。华莱士在演讲中说:“彼于一○六八年在重大困难之下,所遭遇之问题与罗斯福总统在一九三三年所遭遇之问题,虽时代悬殊,几乎完全相同,而其所采方法,亦非常相似。”他还说:“由于施行常平仓之计划,美国当一九三九年欧战发生时,已储积额外之玉蜀黍……美国常平仓中此项庞大之额外存粮,予美国人民以储备之粮食,而供应其需要,对于美国人民及作战盟邦,均属极端重要,而为有决定性之因素。”(沁青:《华莱士与中国农业界》,1944年)

王安石表现出来的“三不足”精神和气概(天变不足惧,祖宗之法不足守,流俗之言不足恤),惊世骇俗,震古烁今,对现代许多政治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毛泽东称赞他说,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历届首相全都反华,而田中却要来与我国恢复邦交正常化,这颇有似于宋朝宰相王安石的‘祖宗不足法’的精神;又说,当时的美帝、苏修正阴谋合力对付中国,必然对田中的访华不予赞同,而田中竟能不予理睬,毅然来华,这又颇似王安石的‘流俗之言不足恤’的精神。”(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根据史料记载和邓广铭先生的研究可知,“三不足”的说法,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保守派替王安石和宋神宗总结出来的。当宋神宗与王安石谈论此事时,王安石说:“陛下躬亲庶政,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每事唯恐伤民,此亦是惧天变。陛下询纳人言,无小大唯言之从,岂是不恤人言?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于义理,则人言何足恤?……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改变?”(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其实,在之前撰写的《洪范传》中,王安石批评汉儒的“天人感应论”、人君过失导致天象异常灾变之论是“蔽而葸”;批评“灾异自天事耳,何豫于我”之说法是“固而怠”,都是错误的、不可取的;他始终主张人君应该“恐惧修省”,“我知修人事而已”。对于“人言不足恤”的指责,王安石认为,他和宋神宗非常注意征询、听从幕僚和老百姓的意见,“岂是不恤人言?”但他同时又明确指出:“人言固有不足恤者”。从其他相关记载来看,他所谓的这部分不足恤的“人言”,指的是那些不合义理的肤浅之论、“流俗之言”。对于“祖宗之法不足守”的说法,从其全部言行来看,他所说的不必效法遵守而且应该改革的“祖宗之法”,实际上是指北宋前期5个皇帝、特别是太宗、真宗、仁宗3个皇帝的“祖宗之法”。因此,王安石并不是一个历史虚无主义者,没有不加区别地笼统否定前人。比如,他对夏商周三代也是推崇备至,多次公开主张“法先王之意”。王安石深知这场改革阻力和风险都很大,“与战无异”,必须勇敢奋进,不能退缩。“三不足”之说,虽然不能表现王安石的全部真实理念和精神,但确实反映了他不畏艰难、果断变法的改革家风范。

(作者:姜锡东、周一星,分别系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

责任编辑:叶其英校对:李天翼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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