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何时能走出“亚健康”状态

资本主义病了，经济发展“失调”、政治体制“失灵”、社会融合机制“失效”。是病在腠理，还是已入膏肓？药方何在？

本报年终独家采访十位国内外专家，试图从各个角度问诊资本主义困境。改革难寻有效路径、政策缺少回旋余地、金融泡沫积重难返……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都面临着有心无力的尴尬。危机和问题可能以低烈度状态在西方长期持续，资本主义将处于相当一个时期的“亚健康”状态中。

制度局限绑架国家利益

路易斯·戈麦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西方民主体制存在历史局限性，由于政党交替执政，很难想象某一个政党会以整个国家的集体利益为重。在这种极其狭隘的“政治语境”中，党派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导致极端主义、绝对主义和否定主义等产生。这是西方已经形成并长期存在的一种政治文化传统，只有通过激进式改革或爆发某种革命性运动才可能发生彻底的制度变革，这在当今现实条件下不太可能实现。

曲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西方国家制度困境主要体现在朝野零和博弈、民粹主义泛滥以及国内矛盾外嫁。反对党上台的希望寓于执政党的失败中。这种零和关系导致执政党提出的改革措施往往成为反对党的主要攻击点。此外，由于选民往往最关注眼前和局部的利益，因此为取悦选民而大肆许诺的现象充斥选举，有远见又敢说真话的人却很难当选。后果大多是国家靠赤字支撑财政，民众靠借贷超前消费，形成以债养债的恶性循环。最后，在选举政治压力下，资本主义国家往往会向外部转嫁国内政治压力。法国前总统萨科齐推动利比亚战争，很大程度上是着眼于2012年的国内大选。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彦搞所谓的钓鱼岛“国有化”，很大程度上也是因内政乏善可陈，希望通过向外显示强硬的态度来抵御国内反对派的压力。

王天义（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资本主义制度不仅剥夺本国人民的财富，还剥夺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财富。美国通过美元的霸权地位，将国内矛盾和危机转嫁到世界各国，必然会唤起世界各国的觉醒，逐步摆脱以美元霸权为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

新兴市场国家要走自己的路

叶夫根尼·阿夫多库申（俄罗斯莫斯科大学经济系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曾几何时，俄罗斯、印度等国家都是借鉴欧美模式非常努力的学生，如俄罗斯盖达尔团队就是其中代表，他们没有深入、特别是没有真正理解俄罗斯经济实质，这是区别于中国的明显特点。中国进行的是具有自己特色的经济改革。俄罗斯则是完全照搬西方现成的经济模型与理论，由此带来的结果可想而知。

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当今印度是一个由大资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由本国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联合国际金融资本对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进行统治的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占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种姓制度、教派制度、部落制度的特殊混合体。

政治上，这个被西方誉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在新自由主义的直接影响下，其民主制度正在受到金钱政治的挑战。经济上，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虽然使印度摆脱了“印度式增长”的魔咒，却又陷入“自由市场”的陷阱。政府放松了对国际金融资本准入的限制和对国内银行业及其他金融制度的监管。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之间发展不平衡加剧，城市和农村公共投入不足，农业发展缓慢，两极分化加剧。印度原有的农业科技研究和开发应用组织，逐渐被跨国公司所替代和控制。印度巴拉迪达桑大学的文卡塔斯·阿斯里亚教授等一批学者认为，民生上，大资本家和城市精英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受益者，与城市工人和中下阶层以及占印度人口60%以上的农民，在财富和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程度日益扩大。

印度当今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仅靠资产阶级的良知、非政府组织的热情、国际组织的有条件援助、学者的反思、民众的觉醒是无法解决的，印度亟须根本的制度变革。孟买塔塔社科院院长巴拉苏罗曼反思道：“新中国成立后60多年的发展为印度提供了很多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今天印度经济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几乎都可以直接在中国找到解决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