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全球治理理念

摘要: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复兴的新时代,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外交战略。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负责任大国的多重身份叠加而成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强国”的复合身份决定了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同时,具有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目的与服务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目的。

今天想与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学习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一些心得体会,习近平外交思想博大精深,一次报告无法全面涉及,此次分享的重点是关于全球治理的重要论述。

全球治理是时下比较热门的话题和主题,为什么会从这个角度来与大家一起学习习近平外交思想呢?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外交的核心问题,怎样处理与世界的关系一直是我们探讨的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时强调,“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显然,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经历参与全球治理70年艰辛历程之后,已经从被动参与进入了主动引领的新阶段。要做好新阶段的外交工作,中国必须正确认识当今国际格局和国内大势。放眼世界,中国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综观国内,中国正在经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百年民族复兴。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民族复兴的新时代,如何重新定位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进而采取何种外交战略,将是中国外交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更是中国引领全球治理必须首先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关于全球治理格局的综述

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崛起后,参与全球治理进入战略关键期。针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国际等多个场合进行了多次阐述,关于全球治理的重要论述内容完整、内涵深刻,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更加深入地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的重要论述,我将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国际等多个场合所做的有关全球治理的讲话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并重点选取了2013年到2018年之间的一些重要论述进行分析。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也已变得空前紧密,我国对世界的依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在不断加深,世界对我国的依靠、对我国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这句话表明中国与世界是互联互动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可能更多的是世界在影响我们,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逐渐对世界产生影响。现在,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得到显著提高,这也是我们对全球治理格局作出评判的重要起点。

正是在中国已经走到国际舞台中央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怎样评判中国在全球治理格局中的地位,显得尤为重要。对习近平总书记历次讲话的词频分析显示,全球、治理、国际占据前三甲,思想层面的变革、改革也被多次提及。这说明我们真正处于大变局时代,而这个“变”字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变革中的全球治理格局。一是力量之变。虽然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看,国际力量变化是常态。但这一次与之前相比,有很大不同。历史上,国际力量变化主要集中于西方世界,但这次力量的巨变是指非西方国家第一次一起成长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力量。随着治理体系、国际格局的加速变革,我们可以看到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它不仅是数量上的,也是质量上的;不仅是规模上的,也是性质上的。就数量而言,从早期的“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到金砖国家,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非西方国家的数量越来越多;就质量而言,新兴国家的崛起,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包含了社会主义国家、非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等,多元的发展模式、全球多极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就规模而言,新兴国家的崛起不再局限于西方世界,而是涵盖了亚非拉三大洲。也就是说,之前都是西方世界内部的崛起,现在是在非西方世界的崛起;就性质而言,这次新兴国际力量的崛起不再仅仅局限于国家,而且还包括了国际组织、专业团体、跨国公司、NGO,甚至是公民个体。这些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了。也就是说,从国际关系行为体来看,传统上都是国家在崛起、在兴衰,21世纪以来,除了国家之外,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了。变革中的全球治理格局并不仅仅体现在通常我们所关注的西方的衰落和非西方的崛起,更体现在非资本主义制度、非国家行为体影响力的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崛起是非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典型代表。所以,这次的大变局是全方位的。二是既有治理机制代表性严重不足。既有的西方主导的全球机制难以反映今天力量之变的格局。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所讲,过去数十年,国际经济力量对比深刻演变,而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反映新格局,代表性和包容性很不够。从经济治理机制上看,进入21世纪,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但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组织机制里,这些国家并没有获得与其贡献相符的发言权。机制封闭化、规则碎片化,阻碍了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重构。既有的西方主导的全球金融治理机制难以有效化解国际金融市场的频繁动荡,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从安全机制上看,也缺乏非西方的声音。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多次呼吁要对既有的全球治理机制进行改革、变革、共建,增强机制的代表性,提升非西方国家的发言权,维护全球治理体系的公平和民主化。

第二,大国竞争方式发生变化。现在的大国竞争与传统上的20世纪之前的大国竞争相比,可能发生了很大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将传统的方式总结为“逐利争霸的旧模式”,现在我们要转变为“走以制度、规则来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新道路”。所以,这次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与历次大国崛起都不同。20世纪以前的全球化毫无疑问是国家推动的,是国家为了追逐私利而不断开疆拓土的全球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几百年来战争、殖民不断,霸权兴衰更替。21世纪以来,人类生活的世界确实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既然全世界越来越成为命运共同体,那么未来“逐利争霸”应该逐渐让位于“利益协调”,成为大国竞争的主要方式。

第三,全球治理格局迎来战略关键期。今天全球治理博弈的关键其实是规则制定权的争夺。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未来10年,将是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10年。”“深刻重塑”包括规则的重塑,比如互联网的规则、海洋的规则。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指出:“要合作还是要对立,要开放还是要封闭,要互利共赢还是要以邻为壑,国际社会再次来到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我们要在变革中抓住机遇,迎难而上,要善于捕捉世界的变化,从而才能把握住变化,甚至引领时代潮流。

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身份定位

根据国际关系理论,身份决定行为,即不同的身份下,我们会有不同的行为。每个人都具有多重身份,比如工作时是职员的身份,回家后是家长的身份。对国家来说也是如此,在参与全球治理中,一定要明确自己的身份。伴随认同政治的兴起,身份理论越来越重要了。认识不清身份,随之引发的可能是外交上的困境。

国际定位,一般是指对一国在特定时期所处国际位置的基本认识和评价,即对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角色、地位、作用的确认。尽管国际定位并不是一个通用的国际学术概念,但作为一个中国学术话语却能够为中国学术界所理解和接受,并在中国学界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话题。正如邓小平所言,“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错误判断的人,起码不会有正确的国际战略。”可见,对中国国际定位的认知决定了中国在特定关键时期应该采取的重大外交战略。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不仅仅是全球治理的参与者,更是引领者。此时再次对中国国际定位进行研究显得极为必要和重要。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国际定位并不是一国所能单方决定的,也不是单纯基于物质性实力所能评估的,而是国家施动者和系统反复互动、主观认知与客观现实不断磨合的综合结果。

中国要引领、重塑全球治理,首先必须理清中国目前的身份定位。“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大国”在较长一段时间里被确立为中国的国家身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尤其当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的国际身份问题日益成为国内外关注的话题。“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是此后一个时期中国对自己国家身份的界定。说话的主体是通过叙述来为国家建构身份的,理查德·勒博(Richard N.Lebow)指出,叙述的意义在于告诉人们,他们是谁,他们应该致力于成为什么样子,以及他们同其他人联系在一起的方式。

(一)发展中国家

邓小平多次指出“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为看重的主导性国际身份之一。2010年以来,尽管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身份定位仍然没有改变。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尚处于发展中的状态。21世纪以来,伴随中国的崛起和发展,我们的实力在不断增强,但我们仍然能清醒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的身份。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我们将更加积极有为地参与国际事务,致力于推动完善国际治理体系,积极推动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接受拉美四国媒体联合采访时明确指出,中国要“更加积极有为地参与国际事务,致力于推动完善国际治理体系,积极推动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这一立场在随后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时得到重申。随后9月,习近平主席在与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会谈时再次指出,“双方要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沟通和协作,共同致力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同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更是要求,中国“要切实推进多边外交,推动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改革,增加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掷地有声地宣布,“中国将继续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坚定支持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在联合国的一票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事实上,在阐述全球治理的54次讲话中,“发展中国家”前后31次被习近平提及,词频高居前列。可见,无论是在双边场合还是多边舞台,“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定位始终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首要身份,这一定位决定了中国引领全球治理必然是有限度的。

(二)负责任大国

伴随中国的崛起,21世纪的中国“应该做的”和“可以做的”与之前相比,有了较大变化。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我们对自己的身份认知产生了变化,逐渐认识到另一个身份——负责任大国。

对于负责任大国身份的认知和定位,我们也经历了调整和变化的阶段。中国要做“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追求,既来自自身的主动政策调整,也来自外部对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负责任行为的肯定。在1997年的金融危机之时,中国当时采取的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是负责任的和正确的,表现了一个大国的风度。1997年的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报告明确宣布,中国要积极参加多边外交活动,充分发挥中国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的作用,并明确要做负责任大国。1998年12月4日,李岚清副总理会见了泰国总理川·立派(Chuan Leekphai)。川·立派总理说:“始于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已波及全球。中国采取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是负责任的和正确的,表现了一个泱泱大国的风度。”1998年,《人民日报》在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周年的特稿中,正式提出“20年来,中国坚持了独立自主、不结盟、不称霸等外交政策思路,将坚定的原则性与务实的外交艺术完美结合起来,在国际舞台上,树立起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使不少国家对中国由过去的‘畏而远之’转变为‘敬而近之’”。“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负责任的大国风度赢得举世称道。”自此,“负责任大国”成为中国更为看重的主导性国际角色身份。

伴随国家的强大,中国的世界影响力也在增强,做负责任大国,就是要管理我国行为对他国的客观影响。党的十八大提出,“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进一步增强”。2014年7月14日,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议时接受拉美四国媒体联合采访,在回答记者提出“中国希望在全球扮演何种角色”问题时,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发展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和定位没有改变,发展仍然是我们的第一要务”。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居于前列的东方大国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对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负有重要责任。随着中国发展,中国将更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我们将更加积极有为地参与国际事务,致力于推动完善国际治理体系,积极推动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我们将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2018年6月21日,习近平主席集体会见“全球首席执行官委员会”特别圆桌峰会外方代表时指出,“我们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为改革和优化全球治理注入中国力量。”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时,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我们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共同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而奋斗。”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正式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习近平把负责任大国身份具体化的“三者”论述还分别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和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时反复强调,已经成为负责任大国身份的最新话语论述和具体表现。可见,负责任大国已经成为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核心身份,中国已经成为现代国际体系的一部分。

(三)新兴市场国家

由于中国崛起主要表现为经济崛起,全球经济治理就成为中国参与引领全球治理最主要领域,新兴市场国家就成为中国引领全球经济治理的具体身份定位。作为区别于传统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中国接受“新兴市场国家”或“新兴经济体”身份定位或许起源于参与八国集团下的南北对话会。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始于2003年6月。当时在法国的邀请下,中国、巴西、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印度、马来西亚6个经济新兴国家的领导人与埃及、塞内加尔、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南非5个“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参加国的领导人,参加了在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前举行的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尽管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参加会议,尽管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历次主旨讲话仍以“发展中国家”自称,但中国、巴西、印度等国之所以被邀请,显然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被当成“新兴经济体”的缘故。但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伴随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相对衰落和新兴经济体经济实力的相对上升,中国逐渐接受了“新兴市场国家”的身份定位。2008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华盛顿参加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他特别强调,金融体系改革要体现新兴市场国家利益。2009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参加了首次“金砖四国”首脑峰会,并明确指出,“我们四国都是对全球事务具有影响力的新兴国家,都是维护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在会后发表的《“金砖四国”领导人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会晤联合声明》中,四国呼吁建立一个更加多元化的货币体系,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

2010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还参加了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以“亚太新兴市场国家”为主题展开讨论,并在演讲中强调了亚太新兴市场国家为世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再次肯定了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身份定位。2010年12月1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中国“要准确把握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的特点,努力培育我国发展新优势;准确把握世界经济治理机制进入变革期的特点,努力增强我国参与引导能力;准确把握创新和产业转型处于孕育期的特点,努力抢占未来发展战略制高点;准确把握新兴市场国家力量步入上升期的特点,努力发展壮大自己”。这表明,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身份已经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

通过词频统计,“新兴市场国家”在习近平总书记54次关于全球治理的直接论述中出现了17次,超过了提及“发展中国家”次数(31次)的一半,这充分表明中国对这一身份定位已经相当认同。鉴于新兴市场国家主要指金砖国家,下面将集中分析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以此观察中国对“新兴市场国家”身份的接受过程。有趣的是,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的主旨讲话中不仅未提及“新兴市场国家”,也没有提及“发展中国家”。而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的主旨讲话中则只提到“发展中国家”。但自此之后,习近平主席从2015-2018年的四次主旨讲话全文中共40次提及“新兴市场国家”,尽管这一论述总是同时与“发展中国家”同时出现,但“新兴市场国家”的身份定位不仅总是排在“发展中国家”前面,而且其内涵也更加偏向于“新兴市场国家”身份定位。例如,2015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主旨讲话中强调,“我们要共同致力于提高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推动国际经济秩序顺应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力量上升的历史趋势。”显然,鉴于发展中国家主体范围明显大于新兴市场国家,又鉴于发展中国家分化发展的事实,国际经济秩序重构当然主要顺应的是“数量有限的新兴市场国家”而不是“数百个发展中国家”力量上升的趋势。与之相应的是,在时隔三个月的中共中央首次就全球治理进行的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进一步深化了关于国际格局变化的论述,同样突出了“新兴市场国家”的定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可见,“新兴市场国家”是伴随中国崛起而被中国自身日益看重、也被国际社会日益认同的新身份,中国实力地位不仅大幅提升,而且得到了广泛认可。

中国多重复杂的国际身份定位决定了中国外交战略不可能是单一或单纯的,而必然是复合或多元的。“发展中国家”是由中国后发展历史与复杂国情决定的历史与现实身份定位,“新兴市场国家”是由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决定的现实身份定位,“负责任大国”则是由中国持续崛起并不断参与全球治理的现实决定的现实与未来的身份定位。“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负责任大国”叠加的复合身份,决定了当中国引领全球治理时,一方面要明白,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并属于发展中国家阵营,必须为发展中国家说话,必须谦虚谨慎、量力而行;另一方面也要明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应该在变动的全球治理格局中奋发有为,争取与实力地位相称的代表性与发言权,承担与实力相称的责任与义务,做一个有声有色的负责任的社会主义强国。

三、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目的问题

我们在参与全球治理当中,一定要有明确的目的。中国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中独特的多重身份决定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重构的多重行为目的与复杂的行为取向。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引领全球治理促进国内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最根本目的。与此同时,作为新兴市场国家、负责任大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绝不能仅仅服务于民族复兴的中国目的,还必须服务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目的,方具有国际合法性和道义感召力。二者一体两面,共同构成了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双重目的。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起参观《复兴之路》展览,他指出,“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在于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管民族复兴的国内目标不宜在国际场合大肆渲染,但习近平总书记前后3次在国内有关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中都强调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标在于服务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首次全球治理集体学习时更是明确强调,“我们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第二次全球治理集体学习和在2018年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再度对此予以强调。尽管全球化时代,非国家行为体作用越来越突出和重要,但仍然没有改变国家的关键地位。因此,正如托马斯·维斯(Thomas G.Weiss)等人指出,“我们最好把这个行使不同权力的复杂世界称为‘全球治理’,但要坚持熟悉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解方式。”对中国而言,尽管倡导全球治理、倡导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尊重,但中国必须谨记,国家利益仍然是全球治理时代最佳外交行为的根本准绳。也正是因为如此,服务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一带一路”倡议多次被习近平主席重点强调,并常常成为各种多边或双边场合中外必谈的合作议题。当然,中国也绝不能被浮云遮眼,看不到世界发展的长远趋势,看不到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也已变得空前紧密,我国对世界的依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在不断加深,世界对我国的依靠、对我国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在这内外联动时代,任何民族的复兴和国家利益的实现绝不可能是通过牺牲他国利益的零和方式实现的,而必然是在与他国友好相处、良性互动中共同实现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目的自然就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另一根本追求。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外交曾一度过于强调意识形态而付出沉痛代价。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拨乱反正,重新确立起以国家利益决定外交言行的准绳。当然,作为社会主义中国,尤其作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中国外交绝不可能回到那种只追求自身利益、甚至以邻为壑的极端民族主义路线上。中国应该学会在“融入国际社会与保持国家自主性”这一外交核心问题上保持微妙的平衡。我们在看到国家利益作为外交准绳的根本指导作用的同时,也必须正视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的统一性。为此,中国在追求自身民族复兴和国家利益的同时,必须兼顾其他国家的合理利益以及人类的整体利益和共同利益。对此,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为此,“我国对外工作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牢牢把握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宣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世界目的,表明中国外交不仅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己任,也将为人类社会共同进步展现更大担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走出了一条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中国的和平发展为世界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以往大国崛起的发展新路。这条新路就是在自己和平发展的同时还始终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致力于民族复兴的同时还致力于推动人类进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庄严承诺,彰显了中国参与、重塑全球治理的世界目的与中国贡献。

2012年11月,十八大报告提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将“命运共同体”写入党代会报告中。2012年12月5日,在会见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的首次外事活动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事业是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事业。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的发言则着重从人类价值角度指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他强调,“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几年来,习近平主席已在不同场合100多次直接提及并论述“命运共同体”,并经常直接将全球治理与“共同体”的构建一起论述。例如,2017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明确向世界宣示,“坚持多边主义,谋求共商共建共享,建立紧密伙伴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形势下全球经济治理的必然趋势”。根据习近平主席对命运共同体的反复阐述和中国构建共同体的外交实践,中国外交中的命运共同体是多元多样的。从覆盖范围看,存在依次递进的三个层次,即双边命运共同体(如中国—老挝、中国—巴西、中国—土库曼斯坦、中国—柬埔寨、中国—巴基斯坦等)、多边命运共同体(如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中阿命运共同体、中欧命运共同体、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内容性质看,也存在依次递进的三个层次,即立足于利益增进的利益共同体、立足于责任共担的责任共同体和立足于人类进步的命运共同体。可见,“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当今全球化世界的客观现实,而且也是人类实现共同价值的必然选择,因而自然应该成为中国参与、重塑全球治理的必然追求与世界目的。

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问题

我们怎么实现中国目的与世界目的?中国已经逐渐找到了一条参与全球治理的中国路径。这条道路就是:以联合国为先导,以伙伴外交为主体,以多边外交为舞台,以“一带一路”为依托。这就是我们的中国方案。

第一,以联合国为先导。中国始终认为联合国是当今世界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应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一贯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支持联合国工作,坚定不移地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推动提高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支持联合国安理会进行合理、必要改革,使联合国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利益和意愿。我们认为全球治理的改革必须以维护、增强联合国的权威为基本目的。习近平总书记曾在讲话中多次提及“联合国”,并对联合国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作用进行充分肯定。2016年,习近平主席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时指出:“我们要致力于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倡导对话协商,坚持标本兼治,并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所以,坚持以联合国为中心并非中国一己之私,而是符合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利益的道义之举。

第二,以伙伴外交为主体。仅仅依靠联合国的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国家之间的相互协调。传统国际社会采取的是结盟或对抗的方式,中国探索的是结伴而不结盟的新路。中国一直强调伙伴之间的合作共赢,一直是伙伴关系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截至2020年10月,中国已同180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同1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全球伙伴关系网络越织越密。这种伙伴关系具有三个特征:平等、和平、包容。伙伴外交促进了中国与有关国家的共同利益,也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事业提供了全新的全球治理实践,突破了二元对立的零和思维,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找到了存在的理论支点。

第三,以多边外交为舞台。除联合国之外,世界上还有很多多边渠道或多边组织,要实现全球治理,也要重视以这些形形色色的多边组织为载体。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这是多边主义的要义。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指出:“要坚持多边主义,维护多边体制权威性和有效性。”我梳理出与中国利益密切相关的多边组织,分别是金砖国家、博鳌亚洲论坛、二十国集团、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我们要依托这些新兴的、代表性强的国际组织来参与全球治理。

第四,以“一带一路”为依托。我们日益重视“一带一路”在全球治理当中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截至2022年5月27日,中国已与150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这充分说明了“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的全球治理平台。

综上所述,习近平外交思想中关于全球治理的重要论述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刻画宏伟蓝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方向和道路。我们只有深刻、全面、准确地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的重要论述的精髓,才能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找到正确道路。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婧雅

责任编辑:李贤博校对:叶其英最后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