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到底有没有中国模式？

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 环球时报年会2013特别报道之四

到底有没有中国模式

黄平(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我记得我国有位领导人说过，一种制度，如果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同时得到多数人拥护，那么我们认为它就是一个好制度。中国现在的制度安排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同时，得到了多数人的拥护。至于叫什么，形式上有没有符合西方的某种标准，并不重要。我觉得诸如制度、模式、实践、经验等，应该是跨越的时间越长，覆盖的空间越大，涉及的个体越多，那么它包含的普遍性就越强。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长的历史，这么多的人，没有一个“中国道路”，是不可能的。无非是这条道路也可能有曲折和分岔，但上上下下和方方面面的协力能使中国道路走得更通畅。要讲自信的话，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自信。就好比不管西方承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现在世界最大的市场经济就在中国。

袁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11月7日美国大选结束，11月8日“十八大”召开，提供了两个模式对比的绝佳案例。美国使馆的官员问我，怎么看待这两个换届。我的回答是：第一，“十八大”之前我们出了王立军和薄熙来事件，但是我们敢于捅出来，敢于去解决。你们出了中情局局长性丑闻，你们是藏着，选完两三天才公之于众。第二，你们花了60亿美元，总统还是奥巴马，众议院还是共和党，参议院还是民主党，地方的州长还是共和党占优，99%没有什么变化，而我们的军委主席都换了。第三，你们面临政治悬崖、财政悬崖还有战略悬崖，中东形势的掣肘,而在中国我们谈的是经济翻番，GDP翻番。三个简单的比较，结论就是“十八大”报告里面的两个字：“自信”。

张维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春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用“民主与专制”两分法来解释这个复杂的世界，已经落伍了，如果一定要把世界政治简化为两类，那只能是“良政和劣政”。中国在过去两千多年当中，如果套用政党概念，95%的时间都是一党制。其中至少在4/5的时间内，中国远远领先西方，至少到17世纪。后来欧洲出现了工业革命，我们落后了，但最近30多年，我们又真正赶上来了。我们一党制的包容性远远超过了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制。今后十年，总体上看，中国模式就像中国的综合国力一样，将继续呈上升态势，而西方模式将继续全面走下坡的态势。为什么?我在欧洲生活了24年，深感西方制度有三个基因缺陷：第一，它假定人是理性的，可以理性思考并投下庄严一票，但在今天这个商业化时代、微博时代，人越来越做不到非常理性。第二，权利是绝对的，很多希腊人干活的时候不来，罢工的时候都来了，福利变成了一点儿不能削减的权利，这怎么搞得下去。第三，程序是万能的，选上一个阿猫阿狗都可以执政。

庞中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假如说中国软实力在上升，美国软实力在下降，这是好消息。但是现在中国软实力的局面并不让人乐观，发展中国的软实力，需要在未来的五年到十年真正下功夫，在政治制度和政治模式、包括政治改革方面下功夫。这个问题中国不能避重就轻，在一些边缘的、枝节性的问题上做太多文章。比如说现在把希望寄托在国学的复兴上，国学当然特别重要，但软实力的发展根本还取决于我们要谈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对于我们国家来讲，实际上学习任何国家都非常难，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我们的法律和制度运作，都不免打上历史的烙印，或者说我们的基本理念很难改变。比如中国人对待钱的态度就和外国人对待钱的态度不一样，这也会对我们的政治产生深刻影响。我们历史上很少实现最高权力的和平转移，最近实现了两次很不容易。但是，这种模式未来能不能持续，是不是能够稳定，是不是能够把政治的稳定和政治的活力以及相关的效率性的因素兼容起来，这是值得考虑的具体问题。

如何看中国的反腐

闾小波(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过去60多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也是排他性的自变量。未来十年，我想中国应该处理好两个关系和一个转变，第一个关系是党治和宪治的关系，第二个是党权和民权的关系，一个转变是党要从包揽、统揽转向包容、宽容，因为包揽的不仅是权力和资源，也包揽了风险。如果说在未来十年让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唯一的主体来承担中国的政治风险的话，我想党可能难以承载这样的风险。中国反腐败不完全是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职责，纪委在反腐败的议题上如果说过于扩权的话可能会扭曲中国的宪政体制。未来十年中国应该处理好党权和民权的关系，主要是指执政党和人大的权力关系。因为中国的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其重要职责是监督权，期待在未来反腐败的过程中各级人大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另外，“草根反腐”不是长远方向，反腐败还是要回到制度框架里面来。

张树华(中国社科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我觉得目前党内纪律监督的方式，不失为一个成本最低、效率最好的反腐模式。另外，也不能把党和人大对立起来。我们现在的话语体系，基本上还是“用西方‘模特儿’的三围来看中国”。以至于我们观察中国进程的时候，也是习惯了不由自主用民主或者是独裁这种简单化的视角去判定复杂多样的世界发展道路。过去30年，我们习惯了说经济，中国GDP翻了多少番。仔细想一想，我们的政治发展力大家考虑过吗?远了不说，20年前冷战结束之初是什么样的，西方是弹冠相庆。美国人认为，历史终结了，自由民主一统世界。现在西方反而开始研究政治发展的起源，谈秩序，谈稳定。稳定也是生产力，我们讲改革红利，也要讲政治红利，稳定红利，制度红利。没有稳定就没有一切。“理想模式之争”，其实更准确地说是最优道路之争，合适的就是最好的。我觉得我们中国走在一条正路上。只要是中国共产党有政治意志力，有政治果断力，绝对能走出中国式的反腐倡廉和政治发展之路。

黄平：民主并不能根治腐败。迄今为止所有民主国家没有一个解决了或根绝了腐败，不但是埃及、印度，美国、意大利也没有解决腐败问题。另外，我也走过很多的国家，老实说一些国家对腐败见怪不怪。这个意义上来说，当我们中国从老百姓到执政党，都意识到腐败、如此重视腐败，成为舆论热点、焦点，恰好说明我们在认真解决腐败问题。我相信马克思的那句话，一个问题，只有当它被提出来时，意味着解决问题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中国政治的风险在哪里

戴小京(财讯传媒总裁)：未来十年的政治风险，首先从经济上来说，因为到了一个中等收入的转型期，速度有可能突然慢下来，而社会动员已经处在相当高的水平，这会使社会的挫折感更大幅度、大面积地增加，对政治参与的渴求也会强烈提高。这个时候，如果政治发展不及时的话，就会产生非常强的政治不安定。未来十年非常关键，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利益矛盾、各种制度问题包括腐败的问题都需要政治发展去解决。具体而言，在以前的阶段，我们通过政府强有力的动员资源和整合能力，能够让经济发展起来。但在这个过程中也积累了另一个问题，即政府扮演了过多的角色，所以也许后面的改革，应该是通过让政府逐渐地把权力还归民间和市场，实现一个回调的过程。中国的政治必须要解决权力过大过于集中的问题，至于说对权力的制约和制衡，是不是通过一人一票，通过什么普选形式，我认为完全有可能不是那种形式，至少在相当长时间内不是那种形式。

杨雪冬(中央编译局研究员)：谈未来十年的中国政治变迁，我想可能还要回到人，应该把人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变量考虑进去，我们必须考虑谁在执政，谁将执政，谁将通过什么样的形式执政，哪些人参与政治。中国未来十年应该朝着法制框架下民主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去努力，这样我们的政治变迁才会是有序的而不是崩溃性的变迁。我觉得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风险，一个要看领导人的更替会不会出现中断，另一个是观察我们不断增加的在庞大城市中间生活的边缘群体会不会形成骚乱。

张树华：将来对我们挑战最大的，可能是以仇官、仇富为表现的一些社会问题。搭载着互联网的翅膀，再夹杂着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有可能就酿成一场政治海啸，这需要政治家的政治控制力和战略谋划力。

袁鹏：宗教问题、民族问题、周边安全问题，中国历史上都经历过很多，所以这些并不是大问题。现在最担心的是全球公民的崛起和网络社会的问题。公民暴力失控是未来中国五到十年最大的风险。

毛寿龙：历史上北方天气很冷的时候，往往是北方民族入侵中国的时候，中国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出大问题。现在中国要出问题，最可能是金融方面。如果金融出问题，房地产崩盘，老百姓的钱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可能会引起网民社会性的运动。

庞中英：我想举两个事件，一个是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第二个是日本的“3·11”事件。中国现在生态环境问题也很严峻。如果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增长质量方面，我们没有根本性进步，在法制、民主的治理方面没有根本性进步的话，一旦类似的事故发生到中国头上，怎么办?

张维为：中国几千年朝代史，一个好的朝代的寿命至少250年。中国今天怎么也是最好的“朝代”之一，所以中国今天的崛起，还是初步的，更精彩的还在后面。中国人讲“势”，中国崛起已成大势，扭转不了。▲(2012年12月22日“环球时报年会2013：未来十年的中国和世界”在北京举行，第四议题“未来十年的政治变迁：理想模式之争”由央视英语频道主持人杨锐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