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不是基建投资

自十八大结束，中国进入新的政治周期以来，新型城镇化议题急剧升温。从已披露的信息看，中央与地方政府均在抓紧部署，以求在2013年为新型城镇化破题。据有关媒体报道，由国家发改委主导的《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初稿已编制完成，与此同时，各地方政府也在抓紧出台城镇化体系建设规划方案，高调发布城镇化目标。

总结已发布的城镇化规划方案，基建投资无疑是重点中的重点。比如说，前述的发改委规划，涉及到20个左右城市群、18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和1万多个城镇的建设，初步估计，将在未来10年拉动40万亿元的投资；而在地方层面，福建、江西等地的城镇化规划也多以基建项目为载体，期望通过投资拉动，推进落实各项新型城镇化措施。

这些以基建投资为主的城镇化规划让安邦的智库学者感到担心，因从现有的规划方案中，我们并没有看到新型城镇化到底“新”在哪里，似乎仍未走出以往依靠土地与投资片面扩张的“伪城镇化”老路。应该承认，从现实国情出发，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中国的确需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快基建投资步伐、加快城市建设与改造，但是，基建投资绝不是未来城镇化的核心，新型城镇化不应该再走老路。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城镇化工作的部署来看，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更确切些，则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城镇化率超过50%，但户籍城镇化率仅有35%，也就是说，有大约16%的人口未能享受城镇公共服务。按照这样的思路进一步推演，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就是要打破以往阻碍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并能享受到城镇居民同等公共服务的各种传统制度和传统障碍。如果不在公共服务方面多下功夫，想办法让2亿多农民工以及7000万流动人口转化为市民，再雄心勃勃的基建投资规划也撑不起新型城镇化的目标。

分析过往阻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障碍，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成为新型城镇化首先要攻克的难题。在户籍制度方面，曾有研究表明，户口本上共有67项城乡居民“不同等待遇”，而几乎所有的待遇都与财政挂钩，被认为是户籍改革的财政难题。成都市近十年的统筹城乡改革实验也验证了这一点，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耗资巨大。与此同时，户籍改革所遭遇的财政困难，也将倒逼中国政府在土地改革方面取得突破。也只有释放土地红利，引入社会资本，新型城镇化在财政上才具有可行性。

具体而言，要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通盘考虑就业、住房、教育以及社保问题，并非像以往那样“赶农民上楼”就可实现。其中，解决就业问题要求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步，需要社会资本参与，民营企业可为吸纳农业转移人口作出杰出贡献，而这也对吏治条件与市场环境提出更高的要求；解决住房问题，则需要在农村土地改革与城市住房改革两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提高农民从土地流转中所获得收益，有助于他们在城镇中落足，加强保障房及低端住宅的建设，则可为他们提供落脚之处。

教育方面的改革，目前来看，已取得一定的进展。赶在2012年年底前，北京、上海等重点城市，以及全国其他地区相继推出异地高考方案，但仍饱受诟病，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而在社保改革方面，这将成为未来新型城镇化最难啃的一块骨头。到目前为止，社保改革的进一步推进遭受到很大的阻力，社科院学者郑秉文表示，中国的社保制度改革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制度改革没有预期，债务缺口没有测算，部委之间缺乏协调，社保制度“碎片化”。这也对新型城镇化提出挑战。

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重点在人而不在投资。从新型城镇化所覆盖的范围看，需要结合一系列改革，协调推进。应当认识到，新型城镇化并不是中央或者地方政府发个文就能解决的事情。如果没有改革的深化，没有土地与户籍制度的改革，新型城镇化也就无从谈起，只能像现在这般，推出若干投资规划，重新走上过往“伪城镇化”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