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视民间改革动能：上下互动推进改革

中共十八大以来，推进法治成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施政的重要内容。但是，今天，中国形成的强大特殊利益集团，已成为改革的阻力。他们利用改革捞到特权和财富，担心符合人民利益和社会进步的政治改革会威胁到其垄断的权益，特别是担心有朝一日会被推上被告席。这是关系他们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因此，他们力图抵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或者把改革引入有利于他们利益的方向，使社会资源的分配多流向这些特权集团，使一些改革蜕变为他们垄断的“政府工程”，而不是全社会参与的社会工程。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深圳时指出，“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我们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尊重实践、尊重创造，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开拓，聚合各项相关改革协调推进的正能量。”他在纪念“八二宪法”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更是大声疾呼推进法治、依宪执政。

李克强副总理在论述经济体制改革时也表示，既要搞好顶层设计，又要尊重群众和基层的首创精神。他还特别指出，“现阶段推进改革不仅要继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在很大程度上要触动利益。如果利益格局固化了，经济社会发展就缺乏活力。”

危机催生改革。中国从来是被灾难和危机逼上改革的“梁山”。上世纪70年代末是“文革”的灾难推动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当前是两极分化导致的民生风险与社会风险，引发对法治与人权的需求日益增长。

现在推动法治、人权进步的力量，在我看来，主要是来自民间的群众维权活动和公民社会的发展，经由他们积极推动，与执政党内锐意改革的力量结合，上下互动，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法治的进步才有希望。

值得重视的是，来自民间社会的改革力量正在崛起。其中一些社会阶层 （特别是失业的农民工、失地的农民、被掠去祖上房产的市民以及下岗工人等等）在改革开放中被边缘化为经济上、政治上受压抑的弱势群体，未能公平地分享改革成果，反而利益受损。正因为政治改革的正确方向符合这些阶层的权益，因而他们是今后推进进一步改革的主要动力。他们或自发或自觉地强烈要求实现公平正义的政治改革和法治改革。

“孙志刚事件”曾是民间维权力量推动人权保障的标志性事件。显然，中国人权保障的进步，将更多有赖于公民社会自下而上运用社会权力的推动。现今，中国互联网用户有5亿多，他们已初步形成虚拟的公民社会，成为日益强大的民意群体。互联网突破传统上对言论的过度限制，促成分散的个人在网上形成有共同追求和相互联系的意见群体，形成社会舆论和集体行动，形成民众由下而上影响政治的渠道。这是近几年来网络参政呈现出的路径特点。

网络的开放透明能使恶人作恶时心存顾忌，使正义多一个实现通道。网络舆论在揭露官员的侵权行为和贪腐现象、监督政府依法执政等方面，正在发挥国家权力不可代替的巨大作用，这一点也得到了相关主管部门的肯定。

伴随着群体性事件的勃发，一个应当高度关注的社会新动向是：人民维权意识大觉醒，合理合法的维权活动此起彼伏，它既是社会矛盾与危机的征兆，如能正确引导，也是推促改革前行的巨大社会动力。现今的维权活动已呈现出如下一些特点：

维权主体，由个人冤假错案的上诉，发展为各界的民众维权；由少数民间精英的维权活动变为社会大众的维权活动；由社会底层的上访者，扩及消费者、企业家、律师、作家、记者以及公务员，而且组织水平明显提高（如出租车司机）。公共事件中公众参与渐成惯例。

维权领域，由单纯私人利益扩展到公共利益（如环境权）；由公民的私权利（土地权、财产权、人身安全权、就业权、知识产权、名誉权等以及宗教信仰权等），发展为公民的公权利—政治权利（如选举权、知情权、监督权、表达权等等）。

维权能量大有增强，社会维权者的法治意识、集体意识以及组织能力都有所提高；开始懂得运用法律武器开展理智的合法斗争；利用现代传媒特别是互联网沟通协调的能力增强。压制维权者的成本越来越大，这也促使利益相关方由对峙走向平等对话。

社会各界对公民维权活动也越来越支持，媒体和法律专业人士在维权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公民和非政府组织的维权行动，是行使公民权和社会权力、直接参与政治、监督政府的过程。公众维权促使政府更加关注民意民利。

人民群众通常也都是遵循法治的轨道, 只要个别部门和地方政府不是采取漠视或打压的态度，能妥善回应，在事前和事中通过理性的协商调解，改变措施，调整政策，或惩处责任人，就不仅能化解矛盾，平息事态，也能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促进政府改革。

如果我们能依靠来自社会的改革动力，重视自下而上的人民参与，政治改革的步子就可能加快。

作者为著名法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