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枪击案反思中美文化差异（2）

中华民族的经商开赋被称为另一个犹太民族，这和我们的人情社会特性密不可分。虽然经济学认为，当交易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人情效应就会递减或者消失。但实际上，不管规模多大，经营者所能打交道的人依然是有限的，依然是可控的，依然可以通过人情社会的原则来降低交易成本。即使今天的中国，人口流动极其广泛，但（世界和国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同乡会、同学会都依然扮演着同样的角色。这也是只有中华文明圈才有的独特现象。

面对中国的高速发展，西方有一个困惑，特别是制度经济学派。从他们的标准看来，一个有着如此之多问题制度的国家，怎么可以创造这样的经济奇迹？其实西方不明白的是，中华民族对制度的依赖性很低，他们总能以自己的本能或者智慧寻找到突破口。哪怕文革如此割资本主义尾巴，照样有小岗村。也就是说中国对不完善制度的忍耐性、生存智慧要高于其他民族。

但另一方面，当中国试图通过建立制度来解决出现的问题时，则往往会遇到想像不到的挑战。比如2012年，云南当地百姓为谋取补偿款，大规模建房（质量低劣）。于是当地政府出台政策，每位农民拥有的居住面积不得超过240平米。240平米，在任何国家都是豪宅了。政府的标准应该是有可操作性和合理性。但百姓的对应之道是大规模的离婚，甚至九十多岁的夫妻也不例外。

中国几千年就是一个腐败严重的国家，虽然这是世界各民族的共同现象，但中国的腐败的独特之处则在于人情因素使得腐败不仅得到放大而且更难以治理。从民间上来讲，权钱交易被认为是人情往来，而不被定义为腐败。虽然抽象上讲，人人反对腐败，但具体到个人，却又无不进行着人情社会式的腐败。这也是为什么，在其他文明中，如果在贫穷状态下实习民主，会出现严重的贿选，而进入发达阶段则贿选消失，但在台湾却是例外：即使在今天人均GDP都超过两万美元的今天，贿选依然严重。更为奇特的是，虽然议员是选民选出来的，但当选区内的选民由于个人因素要向他们寻求帮助时，也同样需要“表示”。因为在中华文化看来，麻烦别人就要示以人情而已。

从政治上讲，个人效忠式的裙带仍然会存在。宋希濂将军曾经说过：“蒋介石用人的标准第一是亲戚，第二是同乡，第三是学生。而他真正给以军权的，主要还是亲戚和同乡”。也算是一语道破中国文化的本质。蒋介石一生有“三不知”：一不知官职有多少，二不知手令写了有多少；三不知结拜兄弟有多少。这其中，他最著名的结拜兄弟就是张学良。与结拜类似的，则是认干亲。蒋介石为拉拢一人而将其女认为干女儿，又为拉拢另一人而将这干女儿妻之，从而结成一个亲戚体系。

官本位，必然导致大量优秀人才的涌入，提高政府的管治能力。但另一方面，却也产生了轻商传统。这也是中国没有发生资本主义革命的重要原因。

最后要谈的是宗教。梁漱溟在《中国文化的命运》提出中国文化的两大特点: “一是那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进的文化；一是那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 从跨文化的角度对比，没有宗教，对中国的益处可谓多多。如果我们对照各民族早期的经典，会发现只有中国最少愚昧，充满对人的尊重。我们还会发现，中国几千年都没有发生过惨烈的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也正是由于没有宗教的制约，中国才能对各种文明持包容态度。当年的唐朝之所以能够超越同时代的东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就在于没有宗教原因引发的封闭和迫害。就是进行现当代，中国可以轻易地接受红十字会，但在阿拉伯社会，却由于“十字”代表基督教，而被拒绝，必须建立自己的红新月会。

宗教的危害还体现在它的保守性极难改变。当今世界各主要宗教，只有基督教通过宗教改革（实是一场革命），才实现了转型，成为推动（至少不再阻碍）现代化的力量。而伊斯兰教（政教合一、歧视妇女）、印度教（种姓制度）、藏传佛教（只求来世）则依然禁锢着民众的思想，难以走向现代化。

对于中华民族而言，虽然可以有各种宗教的追随者，但从根本上来讲，中国永远不会变为一个宗教性国家。这不妨看看台湾这个号称宗教自由的地方。另外许多来华的传教士在回忆录中都曾怀疑中国教徒信仰的真实性。

文化的特性在于，一旦产生，则极难改变。美国的枪械问题如此，中国人情社会下的腐败也同样。所以，我们在正视它的前提下，只能想办法减轻它的危害，而不是试图根除。比如美国可以提高对购枪人资格的限制标准、限制威力巨大攻击性武器的销售、或者减少每一子弹匣的数量----2011年的议员枪击案，嫌犯就是在换子弹匣的时候被制服。而中国，则要尽可能的提高透明度、减少法律规则的弹性，从而最大限度的减轻人情社会的影响。

有一次，曾和几位民营企业家聚会，在谈到民主时，一位老板脱口而出：“中国人这么坏，怎么可能搞民主”。他所谓坏，显然不是指中国人杀人放火，而是指不遵守规则，厚黑，没有底线。不过，如果借用这位老板的简洁表达方式，我们可以对全球任何一个民族下类似的结论：

非洲人这么笨、法国人这么多乱（办事混乱）、德国人这么呆（严谨至古板）、南欧人这么懒（享受文化）、印度人这么慢（经济学有一个术语：印度式增长，指极为缓慢的增长）、日本人这么封闭（岛国心态）、犹太人这么算计(这是世界各地反犹的一个重要原因)……

每一种文化对各个民族都是双刃剑，都无法改变。至于中国，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永远无法取代集体主义，中国永远无法成为一个宗教国家，永远不可能成为西方那样的法制社会。一种文化就只能产生与其相适应的制度。另一方面，也由于这可能是一种最不坏的选择，所以也就只能选择这种制度。假如中国的文化与西方的民主制度结合，产生的后果则可能是中国国民性最坏的部分与民主制度最糟糕的部分相结合。比如，各个阶层在人情社会下结成利益共同体，在民主化时代由于控制所有资源不仅可以合法的垄断权力，更由于选票的包装而具有合法性，过去依靠上一级政治力量可以进行干涉的手段，此时也随之失灵。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天的台湾，官二代、裙代远比蒋经国时代要严重的多。

中共十八大明确宣示“不走老路、不走邪路”之后，之前的各种政治争论顿时平静下来。然而，很快一群体制内的自由派人士再次发声，提出他们版的、以西方为模本的政治路线图。且不说，今天的西方正处于危机中----正如号称“末日博士”的鲁比尼所总结的：“美国政治体系从本质上来说已经失灵”，是否值得中国学习，仅考虑中国的文化传统就应该思考一下是否能够在中国这片土壤生根，是否会导致灾难性后果。

这就是美国枪击案对世人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