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能走极端
时代周报:你近年一直在做中国市场化指数研究,对各地区的市场化水平进行定期测量,你认为近年的市场化改革进展如何?
王小鲁:从1978年开始,中国的市场化水平总体上在进步,市场化程度在提高,但是最近几年在某些领域出现了停滞和倒退。突出表现是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和要素市场的监管上。特别是2008年以后的非常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给了政府很多的权力和可支配的资源,同时由于制度不健全,缺乏监督,导致政府过度干预经济,而且资源大量流失、加剧了腐败过程,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公。这些现象在过去几年很突出,虽然最新的市场化指数还没有出来,但是从一些现象上能够看出,在政府与企业关系上,以及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土地市场的正常发育方面,有停滞或者是倒退。
对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我认为要避免两种极端,我们过去改革以前的极端是完全取消市场,让政府掌管一切;现在出现了另一种极端的声音,是让政府什么都不管,完全市场化或私有化,这也是不能成立的。现代市场经济没有一个国家是不需要政府管理的,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体,政府都要管一些事情。在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民营经济占主导地位,但每个国家都有国有经济的存在,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是不现实的。
例如一些领域具有天然垄断性质,比如石油,现在是国家垄断,如果进行私有化,那也只能是私人垄断,不可能变成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因为石油资源有限,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入的。那么,是不是私人垄断就比国有垄断好?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我们看俄罗斯当年的改革,石油部门的私有化,带来的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最后造成了一小批超级富豪,把本来理论上属于全社会的国有资产,变成了少数人的财产。而且,它并没有带来市场效率的改善。
我们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就是因为要有市场竞争才能取得效率,大家都在一个公平的起跑线上竞争,这是比较理想的状态。如果造成一个官商勾结、官商垄断的市场,那就没有效率可言,所以如果不看市场结构,只讲私有化能解决一切问题是非常不客观的。
时代周报:与30多年前改革的主要阻力来自意识形态不同,今天的改革面临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改革共识难以达成,你认为在经济领域的共识应该是什么?
王小鲁:我认为经济领域的首要共识,就是要坚持市场经济体制,走市场竞争的道路,这个方向是明确的,绝不能退回到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现在的市场体制有很多问题要解决,比如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政府到底是去管市场,还是起一个服务和调节的作用?一个健全的市场体系,政府的主要作用是服务和调节,给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务,以及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建立一个覆盖全社会的保障体系。在天然垄断性行业,涉及到市场失效的领域,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域,那么政府要担起责任来,但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本身要受制度制约和社会监督,政府自身的行为要端正。否则就可能形成钱权交易、官商勾结、寻租腐败。但要做到这些,就要改革制度,要在制度上对政府行为进行约束,尤其是要实现行政公开、财政公开,让政府受到老百姓监督。
在所有能够实现竞争的行业,尽可能让市场的竞争机制发挥作用,政府主要是在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进行调节,包括对垄断利润的分配,对社会福利的安排,和涉及到公共产品的部门。
同时,我们要搞的是现代市场经济,不是原始资本主义,更不是权贵资本主义。这就需要有基本的一套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收入再分配等制度,让全民共享发展成果。比如,在发达国家都有公共医疗、公共教育,也有比较健全的、覆盖前提老百姓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些都需要靠政府来运作,但是还需要一套制度来保证它做得更好,更公开透明,让老百姓对政府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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