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家在《时代》的最初亮相

毛岸英回到中国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一日出版的《时代》，“外国新闻”栏目中的“中国”报道，有一则简短通讯——《毛的一家》。该通讯依次报道了中共领袖毛泽东之子毛岸英从莫斯科飞抵延安的消息及毛泽东的婚姻情况等，并配发了毛泽东与江青在延安的一张合影照片。将中共领袖的家事集中报道，可算别出心裁。

首先是毛岸英的出场：

延安空中飞来苏联的运输机，尽管这里一直高调否认与莫斯科有任何正式联系。飞到中国共产党首都的飞机，运来医疗设备，两名俄国医生，还有一位高个子的中国青年，他叫毛永福——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的次子。

毛青年穿着长统发亮的俄国黑色皮靴，毛线紧身外套剪裁得体，与延安同志身上鼓鼓囊囊的棉衣形成鲜明对照。他今年二十四岁，有一半时间生活在俄国，在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五年从中部地区向西北长征期间，他就前往了那里。他的哥哥目前仍留在苏联首都。（《时代》，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一日）

《时代》此处写得不准确。实际上，这位抵达延安的高个子中国青年，应是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他于一九四五年底随两名苏联医生回国。毛岸英曾用名“杨永福”，而非“毛永福”，他是在一九三六年到法国，一九三七年到莫斯科。毛泽东的次子是毛岸青，到一九四七年才回国，曾用名“杨永寿”。

毛岸英返回中国，是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蒋介石与毛泽东在重庆终于签订“双十协定”之后。此时，停战协定形同虚设，国共之间“打打停停”，和平希望渺茫却又没有完全破灭。在这一背景下，毛岸英自苏联归来，对外国记者来说无疑有了另外一层意味：

美国记者在舞厅遇到青年毛，为什么回国？答曰：“目前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争议的时期，我要回来站在父亲一边。”对于疲倦、头痛、年长（五十三岁）的毛来说，家人团聚无疑是一剂补药。（《时代》，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一日）

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微妙关系

众所周知，在此之前，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关系一直显得微妙。从三十年代初开始，斯大林在中共党内全力支持的不是毛泽东，而是王明。然而，在一九四一年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后，面临存亡危机的斯大林，已经顾不上东方遥远的延安，更无力像以往那样借共产国际之手直接介入中共事务，更无法左右王明的命运，不让其受到崛起的毛泽东的批判。于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运动之后，曾经权倾一时的王明不再显赫，而是在一九四五的中共七大上退出了中共领导核心。《剑桥中华民国史》在叙述抗战期间斯大林与中共、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演变时，曾有一段很有概括性的叙述：

整个战争期间，中共或者称颂和维护苏联，或者保持沉默。但显然毛是独立行事的，并且有理由对俄国人的许多做法深为不满：战争初期只援助国民党，1939年德苏条约，1941年对日中立条约，继续并只是偶尔批评地承认蒋介石。他或许怀疑斯大林确实对他本人作为第一个未经克里姆林宫帮助和认可而获得权力的中国共产党领袖，对他的政策，以及首先对中共的胜利前景心怀疑虑。在无疑是毛经心（精心）作出的决定中，中共七大几乎完全无视苏联和斯大林。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第八百二十二页）

王明淡出，毛泽东崛起，斯大林对之显然不会感到高兴，但是历来推崇实用的斯大林，不能不接受这一巨大的现实存在。此时，将一个健康的、已经成为一个小伙子的毛岸英，率先送回到毛泽东身边，应该有斯大林的深思熟虑。我猜测，他在做出一种姿态，欲以这种典型中国式的情感策略，来缓和或修补他与毛泽东的个人关系，从而赢得毛泽东的回报，使他能对中共继续施加影响，进而在未来争夺中国的世界博弈中，战胜冷战的对手——美国。

随着时间推移，事实证明，斯大林又走了一步好棋。

四年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毛泽东前往莫斯科为斯大林七十周岁祝寿，并与斯大林签订《中苏友好条约》；一番艰难的谈判努力后，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结盟，从此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一系列亲近苏联的举动，令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为之震惊而失落。有的专家本来曾寄希望毛泽东有可能成为 “远东的铁托”，像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一样，具有社会主义大阵营里的独立性，敢对斯大林苏联说“不”。他们的预测落空了。或者说，属于过于提前的预测。毛泽东真的成为另一个铁托，敢于对苏联说“不”，并且关系破裂，发展到刀枪相见的程度，要到十年之后。

这里，我愿意把审视历史的目光，从大事件延伸到小的、容易被忽略的场面。在一九四九年年底完成的中苏结盟，改变世界格局，决定中国未来发展，而在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关系演进过程中，除了世界局势的考量和意识形态的因素之外，其水到渠成的情感脉络，或许可以上溯到毛岸英在延安机场走下飞机的这一场景。

江青亮相

在《毛的一家》报道中，接着出场的依次是江青、杨开慧、贺子珍：

毛家的另一个成员，秀丽、苗条的毛泽东夫人，计划离开延安，到重庆去治疗牙齿，问她是否会与蒋介石夫人见面，毛夫人笑笑，说：“我希望能见面。”八年前，她一直生活在国民党的地区，当时她是上海名叫蓝萍的女演员，一位中国的电影明星。她为政治放弃电影，决定前往延安。一九三九年，在延安，她成为毛主席的第四任妻子。

这位共产党领袖的第一任妻子，是父母在他十四岁时为之挑选的一个农村姑娘，他后来没有接受。第二任妻子是教授的女儿、忠诚的杨开慧，在莫斯科念书的两个儿子的母亲。第三任妻子是军队宣传员、身体虚弱的贺子珍，据说她为毛生了五个儿子，内战期间，为了安全，把他们都留给了农妇们照顾，从此他们失去了联系。一九三八年，毛与贺分居，后来离婚。为安慰前妻贺，她被送到莫斯科。（《时代》，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一日）

据查阅，这应是江青在《时代》上的初次亮相。自延安结婚之后，一直到“文革”前夕，在很长时间里，江青并不公开参加政务活动，西方媒体关于她的报道并不多见。因此，《时代》这则报道虽然简短，却也属难得史料。版面上配发了一张毛泽东与江青的合影。两人站在延安山坡前，毛泽东一身深色棉衣便装，右手拿烟，平和而带笑意，注视着江青。江青一身浅色棉装，双手悠闲地插在裤口袋里，面对毛泽东，笑得甜蜜而开朗。这张合影，是当时外国记者喜欢使用的一张。一九四五年，曾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和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华记者的冈瑟·斯坦（Gunther Stein ）,在美国出版《 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 》（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书中选用的也是这一张，发表时间早于《时代》。

《时代》发表这张合影时，对两人关系的说明极为简略：Mao & No.4 （毛和第四任），简略得连“夫人”一词都未用。照片下面，另有一句则涉及毛岸英的回国：“莫斯科是这个家庭的避难所。”

江青自这次在《时代》上出现后，在以后的岁月里，随着毛泽东一次又一次成为封面人物，《时代》在报道毛泽东时，也一直把关注目光放在江青身上，她的照片也时而相伴出现。

江青成为报道主角，则是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一日的《时代》。这一次，江青成了封面人物，是宋美龄之后的另一位中国女性。该期封面用了这样一个标题：《毛的妻子讲述她的故事——从女演员到女皇》。半年之前，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去世；十月六日，江青作为“四人帮”的主要成员之一而被捕。《毛的一家》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发表时，《时代》记者或者卢斯，无论什么人，谁都不会预测到她未来的历史命运，将会有如此大的起落。谁能想到，“文革”刚刚结束的新闻背景下，江青竟会在以另外一种身份走上了《时代》封面？

再过几年，一九八○年，江青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首犯之罪受到审判，并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四日，江青自杀身亡。

想不到的故事，留待日后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