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能源安全与中东石油的悖论

一、当前中东变局对国际石油市场的影响

由于各种原因，近来中东局势不稳，地区形势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国际能源市场对中东地区的依赖度极高，中东局势变动再次严重影响全球能源安全。

首先，中东局势影响到国际石油供应和市场稳定。中东地区占据着世界大部分石油储备和石油出口。据美国能源署统计，中东地区2010年石油储量为8524亿桶，约占世界总储量的62%；石油日产量为3024万桶，占世界总产量8629万桶/日的35.0%。目前，全球石油每日出口国前15名中，有8个国家分布在中东地区，分别是沙特阿拉伯、伊朗、阿联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和卡塔尔，而其中5个国家目前都不同程度出现了动荡局面，地区局势扑朔迷离，未来预期仍无法确定，其对国际能源市场和能源安全的影响也难以确定。

其次，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走势。从目前情况看，中东动荡局势对国际能源市场最大的影响是高油价。2011年4月5日，布伦特国际原油价格已突破120美元/桶，国际社会对油价预期还在不断攀升，有预测说未来几周内国际油价可能将轻易突破130美元/桶大关。当下国际油价极度攀升和投资者对市场预期不利有关，主要源自目前动荡不安的中东局势。中东地区在国际能源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地缘政治环境影响国际油价走势。而高油价也是近期中东局势对世界石油市场最大的考验。

最后，中东局势影响国际能源通道运行。中东地区占有全球重要的能源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是海湾石油对外输出的阀门，每天通过此处而将海湾石油出口全球的油量为1550万桶/日，约占全球海上石油贸易额的1/3。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通道被切断，这就等于关闭了海湾“世界油库”的“阀门”，对全球能源市场及经济发展的影响可想而知。埃及苏伊士运河是世界贸易的动脉和咽喉，据苏伊士运河官方网站统计，2010年石油运输量为1.14亿吨，包括其他海运在内，约占世界海运贸易的8%；据美国能源部统计，2009年每天约有180万桶原油和精炼石油通过苏伊士运河；此外，一条连接红海和地中海的石油运输线每天可运输石油110万桶，总量加在一起约占全球石油运输的2%。除此之外，曼德海峡也是中东地区重要的石油通道，每天运输量为320万桶。三条运输通道任一发生“截流”，必将对全球能源市场安全带来威胁。

二、中国能源安全实为中东地缘政治安全

第一，中国严重依赖中东地区石油进口。中国能源安全主要是石油安全，而中国石油安全实为中东地缘政治安全。2009年，中国石油消费为830万桶/日，同期自身产能约为400万桶/日，缺口为430万桶/日，对外依存度已超过50%；2011年，中国石油消费将为960万桶/日，而自身产能仅为420万桶/日，对外依存度达56%。据FACTS Global Energy数据显示，中国2009年对外石油进口量400万桶/日，其中200万桶来自中东地区，进口依存度达50%。2009年，中国石油进口前十国中，有七个国家分布在中东地区，分别是沙特阿拉伯、伊朗、苏丹、阿曼、伊拉克、科威特和利比亚，这七大国对中国石油供应和能源安全影响极大。此外，中东地区还是中国液化天然气及燃料油供应地。尽管中国目前实施了能源供应多元化战略，力求规避能源供应风险，但由于中东地区在世界能源市场中无可匹敌的地位，在短期和长期内，中东地区对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性将继续存在，维护好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安全将是保障中国能源安全的必要条件。

第二，中国在中东地区油气投资已成规模。随着中国能源“走出去”战略的进一步实施，中东地区成为中国油气对外投资的重要场所，投资领域涉及上游、中游、下游各个方面，涵盖风险勘探、油气开采、冶炼、油气厂建设、管道铺设、港口建设等项目，其参与形式主要是以合资方式，力求在份额油上寻求保障，以规避中东能源供应中的地缘政治风险。目前中国在中东的油气利益几乎涵盖该地区所有主要产油国，包括沙特鲁卜哈利沙漠B区块天然气田、伊朗亚达瓦兰油田、伊拉克鲁迈拉油田等大中型油气田开发项目，以及成立红海炼油公司、大尼罗河石油作业有限责任公司、喀土穆炼油厂等石油冶炼企业。其中，中国在苏丹油气投资已成一体化体系，涉及到石油中上游的所有层面，每天有约25万桶的供给量。

 第三，保障中国能源安全要求中东地缘政治环境稳定。时至今日，中东地区局势发展很不明朗，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三国领导易主，但国内仍旧处于紧张状态，民众对于动荡的余热仍未散尽，民众关心的内部矛盾问题如何解决及解决效果如何将决定着日后两国发展。也门、阿曼、巴林三国内部示威活动仍在继续，动荡已造成多人伤亡，对于政府与示威者之间何时达成协议外界难以预测。利比亚国内仍处内战状态，尽管利比亚对于国际原油市场供应影响不大，但由于战争会使人们的市场预期产生恐惧心理，这直接影响到国际原油市场的投资行为。需要宏观把握未来局势发展，但未来中东局势扑朔迷离，预期无法确定。中国石油进口主要集中在中东国家，除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科威特外，其他国家都不同程度出现局势不稳局面，持续的国内动荡如蔓延至其他国家，届时中国能源安全保障将受到重大挑战。

作为世界最大产油国的邻国，也门、阿曼、阿联酋、叙利亚都出现国内动荡，动荡的原因有着共同的相似点，即高失业率、贫困问题、政治腐败、经济衰退，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加之青年人是这次各国动荡的主力军，所以目前各国不安局势短时期内很难得到解决。这场政治动荡意义重大，很可能是一个历史性分水岭。沙特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地位及对中国能源供应的影响不言自明，若其动乱将严重影响世界经济。据英国石油公司统计，2009年，中东和非洲地区已探明石油储量约为8819亿桶，占世界探明总储量13331亿桶的66.2%；同时，中东和非洲的产油量为3406万桶/日，约占世界供应量的42.3%；出口2556万桶/日，占全球石油出口5293万桶/日的48.3%。这是多数石油进口国对中东非洲能源市场依赖的主要原因。有鉴于中国石油进口对中东地区的严重依赖，目前中东部分国家动荡一旦突破已有界限蔓延至其他国家，甚至爆发诸如利比亚的战争局面，中国能源安全的保障乃至世界能源市场及世界经济的稳定都将受到严重挑战。

三、地缘政治、能源安全与中东石油的悖论

由于主宰了世界绝大多数油气资源和全球石油产量，中东石油供应安全一直是全球能源安全争论的中心问题。在西方传统能源安全理论中，出于对不稳定的中东石油依赖的不断增长，“限制对中东石油供应中断的脆弱性”或“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一直是西方能源安全战略的主要内容之一，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为此战略目标一直不懈努力，然收效甚微，因其过于理想主义且成本高昂。全球对中东石油的高度依赖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从能源安全历史看，过去50多年来，该地区经历的多次石油供应中断导致国际能源市场供求失衡和油价暴涨。1990-1991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发石油市场动荡，曾导致国际市场累计损失4.2亿桶的石油供应。1967、1973和1979年石油供应中断诱发的国际能源危机均发生在中东，1973年石油危机以来美国经济损失了25000亿美元，西方七国总计经济增长损失高达1.2万亿美元。

客观评价，中东石油对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显而易见。然而，作为经济发展的助推燃料，中东石油对世界经济不断提供动力来源的同时，却又对国际经济与社会发展造成损失和伤害，这就是中东石油的悖论。理论上，中东石油能为世界经济作出更大贡献，但由于中东地缘政治矛盾的长期存在，特别是中东地缘政治结构性矛盾的长期悬而未决，地缘政治、能源安全与中东石油悖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将可能长期化，这对国际和中国的能源安全意味深远和重大。

首先，中东地缘政治具有周期性和长期性特点，国际能源市场供求和油价变化同时具有周期性特点，中东石油的安全、稳定供应仍将深刻受到中东地缘政治的影响。从历史经验看，中东每隔10年左右就有一次重大地缘政治事件发生，国际能源市场几乎每隔10年也会发生周期性变化，这并非巧合。迄今为止，中东能源政治的不稳定对国际能源安全和全球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仍然挥之不去，人们仍然担心中东石油的安全稳定供应会受到中东地区战争或内部冲突的影响，仍然忧虑该地区政治长期不稳定可能诱发的国际油价波动，仍然在担心恐怖主义对中东石油设施和输油管道的破坏可能造成的供应中断，仍然放心不下中东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的崛起、中东或西方利用石油武器、石油制裁的相互对抗，仍然担心世界大国力量在中东的角逐和争夺对中东石油自由和安全流动的影响问题。

仅从地区战争和内部冲突而言，过去50余年，中东经历了多次地区战争和内部冲突，这对中东石油供应安全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地区战争和内部冲突可能导致国际市场中期和长期的石油供应损失，因为战乱减少和限制了中东国家生产和出口石油的能力；另一方面，地区战争和内部冲突影响到中东国家的长期生产能力，因为战乱减少或限制了中东石油的生产投资。2003年，许多石油业内专家认为，伊拉克的石油产量会很快恢复到伊战之前的350万桶水平，乐观的甚至认为伊拉克产油能力可能超过800万桶，“可能与沙特竞争或甚至取代沙特在该地区石油工业中的主宰地位”。现实情况却迥然不同。伊战后多年，伊拉克安全形势仍然不稳，伊拉克石油产量恢复极其缓慢，出口能力一直难以跨越历史高位，伊拉克石油对国际能源安全的贡献仍然有限。

其次，中东地缘政治具有结构性矛盾、长期化和难以解决的特点，将长期影响到中东石油的安全和稳定供应，影响国际能源市场供求，同时意味着国际油价“不一定是稳定的”。长期以来，国际油价为何不能稳定在任何水平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政界和学界，人们从世界对中东石油的持续依赖、中东内部的政治和经济压力、中东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区外大国对中东的争夺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分析解释，可以发现，中东地缘政治具有结构性矛盾和难以解决的特点。除地区战争和内部冲突外，中东地缘政治矛盾还包括领土（海）争端、宗教、民族矛盾与冲突、伊斯兰极端势力与反西方、反殖、反世俗化的民族主义、恐怖主义、核扩散、运输安全、经济社会发展与民主化诉求等问题；其中阿以或巴以矛盾的长期悬而未决是中东地缘政治矛盾的结构性体现。

仅从政治和社会稳定而言，中东缺乏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坚实基础。自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石油收入深刻改变了中东社会，但迄今为止中东几乎缺乏相应的政治变化以“应对越来越多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一代的抱负诉求”，中东社会仍是政治、经济失衡和代际冲突的社会，缺乏稳定的基础，近期中东局势变化的深刻诱因也是源自中东社会的政治经济失衡。从区外大国对中东的争夺来看，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中东政策深刻影响着中东地缘政治发展：一方面，美国为中东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支持以获取中东石油，另一方面，美国的中东政策却又破坏了中东的政治稳定。美国中东政策与能源安全政策具有一致性，同时矛盾与冲突也显而易见。美国中东政策有多个目标：冷战时期的政策目标包括防止苏联对中东地区的争夺与控制、在阿以冲突中支持和偏袒以色列、确保海湾石油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供应等；冷战结束特别是“9·11”恐怖主义袭击以来，美国中东政策一直在反恐战争、中东民主化改造以及能源安全之间相互竞争。美国长期以来支持和偏袒以色列的政策是中东长期矛盾、冲突与频发战争的根源之一，也是1973年阿拉伯国家动用“石油武器”引发第一次石油危机的重要原因。

1979年伊朗革命导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与美国的中东政策，特别是美国对巴列维王朝的政策也不无关联。美国学者也承认，美国相互竞争和矛盾的中东政策首先使自己“成为了自己政策的人质”。这是华盛顿自我酿造的“美国困境”，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内支持和增强以色列的需要与同阿拉伯世界保持友好关系的战略安全利益之间的冲突”。在矛盾与冲突面前，华盛顿选择了前者，作为其首要和关键的战略利益目标，能源安全则退居其次。“美国困境”也是华盛顿不愿全面、公正与合理解决中东和平问题的结果。“如果我们把优先权给予石油安全，那么，解决阿以冲突就不得不是首先和优先考虑的事项。”美国的中东和平努力也确实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东和平进程问题，其对以色列长期支持与偏袒的政策一直延续至今。

最后，中东地缘政治风险深刻影响着中东石油工业的发展，投资和剩余产能不足将是中东石油安全的最大问题。中东石油工业的投资和产能扩大问题一直深受关注，据国际能源机构和美国能源署预计，全球新增石油需求的绝大多数要由中东产油国来满足，需要中东产油国增加其投资，或向区外投资者开放其上游油气投资机会。国际能源机构多次警告：为满足未来全球石油需求增长，中东需要将其油气供应投资额每年增加一倍；但国际能源机构也注意到，中东国家政府“过去和现在都不愿采取迅速和大规模的扩张计划进行投资”。沙特、科威特等中东国家仍奉行传统的资源民族主义政策，迄今仍限制国外资本对其上游石油工业的投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能源市场的低迷也阻碍了产油国投资热情；产油国国家石油公司资金不足和缺乏投资决策也影响到中东产能的扩大；此外，地缘政治风险，如两伊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伊核危机和伊拉克安全形势等因素也阻碍了区内外投资热情，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不容低估。中东石油供应链中的剩余产能或“安全边际”有助于弥补国际石油市场发生的供应中断或短缺，但这一“安全边际”一直在萎缩，2004年降至历史最低水平，近年来沙特的剩余产能虽有所增长，但与历史高位相比，仍令人不安。

中国缺乏总体应对包括中东在内的国际能源政治及风险的能力和政策，中东能源地缘政治风险将长期影响中国的能源安全。

第一、从能源安全角度看，以合理价格获得充足、稳定和多元化的油气供应是中国能源安全的战略目标，油气供应中断和国际油价的暴涨暴跌是中国能源安全的最大风险暴露和风险挑战。历史上，国际石油市场的稳定供应总是问题和麻烦不断，国际油价也从未稳定过，或仅为相对稳定，这不仅仅是市场供求基本面的问题，国际能源地缘政治特别是中东地缘政治的结构性矛盾的影响不容忽视，相当程度上可以说，地缘政治力量对世界石油市场的影响如同经济因素的影响一样大。

第二、中东能源地缘政治能够影响国际能源供应链的任何环节，影响国际油价的变化。近来中东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对国际能源安全和中国能源安全具有重大警示意义。当前的中东局势仅是其地缘政治结构性矛盾的再现，这种结构性地缘政治矛盾并非美国、也非联合国、更非中国能够解决，这意味着中东油气的安全和充足供应仍将长期不稳定，意味着国际油价不会稳定在任何水平上，同时意味着中国的能源安全将长期受到中东和其他地区地缘政治的影响。

第三、中国缺乏总体应对国际能源政治及风险的能力，中国“不干涉内政”的外交政策也不允许中国在包括中东在内的国际能源地缘政治问题上大有作为。如同西方中东政策屡次使自己成为“自我设陷的牺牲品”一样，中国自身的缺陷和有关政策有可能成为国际能源地缘政治的“人质”的风险，从而可能进一步影响到国家的“走出去”战略、对外能源合作和国家整体能源安全利益，最终导致战略理论与实践意义上的悖论，以及传统原则与现实利益需要不完全相符的困境。这才是中东变局对中国能源安全的最大警示。

四、中国—中东石油合作存在的问题和限制性因素

第一、迄今为止，中国海外油气投资与生产绝大多数集中在苏丹、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委内瑞拉和安哥拉等国，它们不仅是中国对外油气合作取得重大突破的国家，而且是中国对外油气合作获得重大收益的国家。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在其他中东产油国，特别是海湾产油国，迄今没有获得如同上述四国那样参与当地油气勘探、开发和生产的重大上游油气合作的突破性成果。少数国家例外，中国石油公司的对外油气合作大多集中于海外并购或参股海外的一些中小油气田或边际油气田，获得的控股权和实际资源极其有限。中国海外油气合作的集中化趋势，说明中国与中东地区能源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仍不足。

第二、从数量和规模上看，中国对外油气合作获得的收益对国家能源安全的贡献仍然有限。统计资料表明，2005年，中国通过海外油气投资获得的份额油气（资产）每天约为40万桶石油当量，只相当于当年中国原油进口总量的约15%、国内石油产量的11%和国内石油消费的5%，仅相当于美国石油消费的2%和全球产量的0.5%。中国获得的这部分有限的份额油（资产），由于运输困难和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并非全部运回国内消费，作为加权因素直接作用于国家能源安全。2006年，中国通过对外油气合作运输回国内的份额油每天只有32万桶，而同期中国进口和消费的石油分别是360万桶和740万桶。2009年，中国国有石油公司在31个国家投资，其中20个国家拥有份额油生产，每天的份额油产量是110万桶，2010年第一季度是136万桶，大多数份额油产量仍然集中在哈萨克斯坦、苏丹、委内瑞拉和安哥拉四国，海湾地区仍无重大突破。在非洲，尽管中国的石油公司在苏丹石油工业发展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在非洲最丰富的油气资源国家——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和尼日利亚，中国石油公司目前仍是“微不足道的角色”。

从资产（商业）价值和生产指标分析，中国石油公司不仅落后于国际大石油公司(IOC)，而且落后于印度和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国家石油公司(NOC)。2006年，中国石油公司投资于非洲能源的商业价值，仅相当于IOC非洲商业价值的8%；同年，中国三大石油公司在非洲的油气产量每天总额为26.7万桶，仅相当于国际能源巨头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Exxon Mobil)非洲产量的约1/3。上述情况说明，不仅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油气投资数量，而且中国获得和控制的油气资产“一直是相当有限的”，其对国家能源安全的贡献也是“相对较小的”。显而易见，中国与中东的油气合作任重道远。

第三、中国与中东地区的能源合作面临众多困难和风险，对此明显估计、分析不足，不仅低估了国际能源资源的激烈竞争，而且对中东地区的能源政治和能源经济风险，研究不够，有关政策措施调整滞后。从双边和多边的角度看，虽然中国与中东国家签订众多政府间能源合作协议，但这些能源合作大多缺乏机制化或制度化的安排，落实起来困难重重，政策协调也较困难。仅靠国家间友好关系、首脑外交和能源外交，中国与中东国家能源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都是有限的。沙特和科威特等国，一方面看好中国巨大的能源市场和消费潜力，愿意并积极发展与中国的能源合作，另一方面却长期奉行资源民族主义政策，长期封闭其上游石油勘探、开发和生产领域，只愿出口油气并参与中国下游油气工业发展，而不愿开放自己的上游领域，致使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能源合作具有单向度的特点，不利于双边油气合作的深化。近年来资源民族主义在中东和中亚国家盛行，这使得传统能源合作模式受到极大挑战，中国要与这些地区和国家的能源合作取得重大进展，必须在对中东地区共性和差异性的能源政治和能源经济进行深入和系统分析和把握的基础之上，寻求新的能源合作与发展模式。

第四、从中国—中东石油合作的方式和特点，可以看出中国—中东石油合作存在的不足。中国—中东石油合作的主要方式包括：中国主要从中东国家持续不断和大量进口石油且以原油贸易为主；中国—中东石油贸易主要采取长期的政府间协议进行；中国NOCs对中东部分国家的油气资源进行投资，与此同时，部分中东国家对中国下游油气市场进行投资；中国NOCs对中东国家主要提供技术服务、油田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能源贸易与投资是中国—中东能源合作的主要形式，而以贸易为主线。中国—中东石油合作的主要特点包括：中国从中东长期持续进口大量石油，政府间的长期供应协议对中国获取中东石油具有重要意义；中国NOCs在中东进行油气勘探和生产投资，获得了部分战略油气资产，但数量和规模有限；出于政治和历史原因，中国NOCs在海湾地区迄今为止难以获得重大份额油气生产投资机会。

以上情况说明，中国—中东石油贸易与投资不平衡，预示着中阿能源合作机遇与风险并存，合作潜力仍有巨大空间。中东地区国家具有悠久的民族主义历史与传统，其资源民族主义的历史与传统对于扩大中国对中东国家上游能源投资、深化中国—中东能源合作，具有最大限制作用（地缘因素除外）。出于政治和历史原因，中东阿拉伯和非阿拉伯国家目前较大的上游油气投资机会几乎只存在于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家仍然严格限制国际资本，也限制中国NOCs对其上游的石油投资。

五、深化中国—中东石油合作的政策建议

为进一步深化中国—中东石油合作关系，以下几个问题必须加以逐步解决：

第一、鉴于中东阿拉伯和非阿拉伯国家对中国能源安全的战略意义，中国—中东能源合作受多重内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中国—中东能源关系发展具有高度政治性，必须从战略高度来认识和理解中国—中东能源关系，采取综合性的战略与措施，深化中国—中东能源合作，确保中国能源安全。

第二、中国能源安全实为中东地缘政治安全。对于中国来说，中国在中东面临的风险是巨大的，海湾地区正在经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地区形势仍然不稳，内乱和冲突频仍，能源供应中断的可能性仍然存在。随着中国对中东石油依赖的不断加深，中国的中东政策将日益包含希望中东政治稳定的内涵或实质内容。另一方面，中国在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影响力依然有限。如何以有限的实力来推动中东阿拉伯和非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稳定，确保中东的能源安全，是中国的外交战略难题。

第三、某种程度上，中国仍然不得不依赖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和军事作用来确保其在该地区的能源安全利益，目前逐渐形成的美国--中东石油—中国三角关系，对中国的能源安全影响巨大，中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与安全利益问题上，必须谨慎处理和平衡与美国等西方以及其他第三方力量之间的关系。

第四、中东阿拉伯和非阿拉伯国家政府（特别是拥有丰富油气资源的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科威特等）与中国政府关系的发展，对于深化中国—中东能源合作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中国NOCs与中东阿拉伯和非阿拉伯国家政府及其国家NOCs关系的发展，主要取决于中国政府与在中东国家政府关系的发展，中国应该继续不断增进与中东国家政府的关系，同时密切关注中东国家政府的可能变化及其政策趋向。

第五、中东国家政府不愿过度依赖中国NOCs，希望能源合作对象多元化；一些阿拉伯国家政府也对中国NOCs的技术和管理能力持怀疑态度，不愿中国NOCs独自中标大型油气勘采和炼化项目；中国NOCs还须承担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责任。因此，要深化中国—中东能源合作，中国NOCs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和管理能力以及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能力，必须与国际大石油公司结成战略联盟关系。

第六、中国NOCs与中东国家NOCs关系极为重要，其关系发展取决于双方具体商业利益和战略目标的一致性；它们之间的商业利益和战略目标可能是多元的，甚至可能是竞争性的，必须在利益共享的基础上，寻求利益合作与双赢的发展道路。

第七、如何破解中东资源民族主义，中国有相当的长路要走，必须耐心等待机会，也须转变战略目标，寻求其他中东阿拉伯国家和非阿拉伯国家的油气投资机会。认真分析和研究不同中东国家的能源政策，特别是上游油气投资政策，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目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中东投资不足问题是中国面临的机遇；中东局势变化后，一些国家的能源投资政策也可能发生改变，不一定是坏事，可能蕴藏着巨大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