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消费如何才能做到“三公”

“‘三公’经费要交代得清清楚楚，向老百姓‘裸账。’”继去年提交“遏制不当‘三公’消费”提案之后，市政协委员王海鸿今年两会再次提出公开“三公”经费细目。“账目不能让卖菜的大婶看懂，就不是公开”。（《深圳特区报》1月17日）

“三公”消费公开问题一直是社会焦点。一直以来，政务公开的阳光照不到“三公”消费的私人领地，“三公”消费的自留地难免长满霉菌。2011年各部委开始将“三公”消费进行公开，从而迈出了“三公”经费公开的艰辛步伐。这是难能可贵的一步。

然而，从当下“三公”消费公开的现状来看，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三公”经费的公开过于笼统模糊，“局外人”看得云山雾沼，而“三公”经费公开的目的是为了方便社会监督，过于笼统的“公开”显然让社会监督打了很大的折扣。这种弊端在一定程度上让“三公”消费公开的行为沦为走过场，公众的社会参与热情明显受到戏弄，一定程度上损耗了公共部门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无形中使得双方间的公共信任基石遭到侵蚀。

就拿“三公消费”公开的第一步“账目公开”来讲，社会的愿望是不仅仅公布总账目，更要公布明细账；不仅仅要让专业人士看得懂，更要让普通公众看得懂。就像深圳这名政协委员说的，“账目不能让卖菜的大婶看懂，就不是公开”，“三公消费”公开面对的多事普通大众，不能只是“自己人”看得懂，也不能只让专业人士看得懂，普通公众看得懂才是真公开，才是“三公消费”真正接受阳光杀菌的开始。

三公消费该怎么公开？公开的范围和详细程度该如何确定、由谁来确定？公开之后，公众对于“三公消费”的质疑显然不可避免，公共部门该如何回应公众质疑？如果“三公消费”中存有猫腻甚至违法乱纪事项，该如何处置？在“三公消费”公开的过程中，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该如何保障？“三公消费”公开不能只是简单的账目公开，公开之后的一系列后续措施更要跟得上。

“三公消费”花的是全体纳税人的钱，要让这些消费真正花得值，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当前“三公”公开中的众多弊端，难免让人产生“内有猫腻”的感觉。如何打消公众的质疑，需要公共部门以对公共利益负责、对社会公众负责的态度，让更多的阳光照进“三公消费”的现实。首先思维要开阔，打破“行政运转必须要花钱”的惯性思维。对于公共部门来讲，有些钱必须花，有些钱可花可不花，有些则根本就是打着“公务”的旗号浪费公帑。必须花的钱不能省，可花可不花的坚决不能花，浪费公堂的行为更要坚决杜绝。其次，只要不涉及机密，必须将“三公”公开做到最大化和详细化，让社会公众对于公共部门的花销有详细了解，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监督，如此才能将“三公消费”中的猫腻降到最小化。最后，公开之后，面对公众质疑要积极回应，发现问题要严肃整改，这才是“三公”公开的主要目的。

“三公”公开只有做到尽可能的详尽，并且“让卖菜大婶也能看懂”，这才能凸显公开的诚意。鉴于当下“三公”公开乃根据行政命令而为之，显然具有很大的被动性，而只有主动积极公开“三公”消费、主动接受公众监督才最受公众欢迎。要知道，随着社会发展和公民意识的觉醒，公共部门只有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促进官民良性互动才能提升其治理水平。落到“三公”公开上，公开的主动性、范围、标准，以及公开后对于公众疑问的回应、加强第三方监督等，都是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从根本上讲，将“三公消费”纳入制度化渠道，探索将“‘三公’公开”写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同时建立透明的财政预算制度，加强对于“三公”开支的源头控制，同样不可或缺。因此，对“三公”公开来讲，源头控制、过程互动、反馈矫正和约束惩戒等机制，一个都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