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佳明：城市与城市史的12点思考（3）

5、在城乡关系中把握城市。城市是与农村相比较而存在的，是在处理与农村的关系中发展起来的。在人类历史上，有城市就有城乡差别。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国家把城乡割裂为两个世界，城市明显优越于乡村，城市是文明的中心，文明的起源或标志。英语和西方大部分语言中的“文明”一词，来自与拉丁文中的civitas一词，意为城市，城市之外则是蛮荒之地。但是传统中国的城乡差别并不十分明显。自耕农为主的自然经济，氏族传统的宗法社会体系和大一统的皇权专制形成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使中国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比西方要密切深刻稳定得多。

文化上，中国人讲天人合一，以农为本，以农立国，氏族村社以农村载体。以至于城乡界限往往很不清楚。马克斯.韦伯注意到“中国城市居民在法律上属于他的家庭和原籍村庄，在那里有他的宗祠，在那里有他的精神寄托”。乡村和小镇是祖庙祖坟所在地，是文化宗教的发源地，是民风习俗的温床。乡村才是真正的家，真正的归宿，真正的安全

所在，所以中国向来的传统是“小难避城，大难避乡”。对读书人和老百姓而言，城市往往与一些消极的事物连在一起。城市是衙门和官府所在地，是诉讼和纳税的地点，是商人和市井之徒集中的地方，偷窃、欺诈、娼妓和赌博多发生在城里。在中国重农轻商，重人治轻法治的传统社会里，这些都是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司马迁曾引汉文帝时百姓“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作为汉初时人民安居乐业的标志。到了17世纪时的顾炎武还说“人聚于乡而治，聚于城而乱”。“中国人的理想世界是耕读传家、衣锦还乡、叶落归根。所以，西方历史上的城乡对立或城市的特性、自立地位，与中国迥然不同。”同时这种中国城乡关系的特色又导致了中国城市的相对封闭性，这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缓慢甚至停滞的重要原因。明清以来随着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市民文化的繁荣，城市无论在规模和数量上都有所发展，城市地位有所提高，但一直到通商口岸的出现，城市的优越性和吸引力才普遍形成。

但是当历史走到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中国的农村，广袤的乡村本身是小的聚落，拥有千年的历史，蕴含着深远的历史文化。众多的乡村优秀人才在飞黄腾达于城市后，便在暮年落叶归根于乡村，有众多名人雅士在乡村也有自己的寓所。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文化的土壤、根子都扎在村社文化之中，那些星罗棋布，历史悠久的村镇，是承载中国文化的粒粒明珠，要好好爱惜和保护才好。

经济上，自古以来广大农村乡镇甚至墟场、集市承担了农副产品的交换的功能，减轻了城市的负担，降低了交换成本。中国农村的墟市是市镇的胚胎，和市镇一样是介于城乡之间的中间地带，很多市镇由此成长起来，具有重要的意义。施坚雅、牟复礼（Frederic Mote）等人有关中国城乡关系的一个主要观点即是中国城乡差别不明显。他们称之为城乡连续统一体（urban-rural continuum），即我们现在说的“城乡一体化”。中国古代城乡一体化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值得总结借鉴，千万不要当作落后的东西全盘否定。城乡一体也是湖南的特色，应该倍加珍惜。

中国城市化应该把重点放在大城市，还是小城镇，争论不休。其实两个说法都不确切，应该做的是，大中小城市有机协调，贯通区域，连接城乡，建设从小城镇到大都市在内的各种层次的非农业性人口集中的社区，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城乡一体化的新社会。城市化不是消灭农村，而是更高层次的发展农村，实现农村现代化。发展农村才是真正的、长远的、可持续的保护资源和环境，城乡一体化才是高层次的的城市化。

6、区域与城市体系。区域包含三个方面概念，一是地理区域，涉及交通状况，战略位置；二是行政区，涉及郡县治所、军事要塞；三是经济区，涉及重要经济资源、人口资源。地理区域是行政区和经济区的物质基础。例如，古代湖南由于交通主要依赖水运，城市体系和江河流域密切相关，城市群体坐落于自然水系之中，形成了政治的防卫和治理的体系和经济的物资交换的体系。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大多数情况下是重叠的，郡县治所也是当地的经济中心。治所因政治原因转移或者撤销的时候，经济中心也随之衰落。湖南在这一点上十分明显。在特殊情况下，例如战争时期和社会变动时期，治所和经济中心可能是分离的。一些边疆要塞，经济上的重要始终比不上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

相对来说，在中国古代，政治体系占主导地位，经济体系处于从属地位。到了近代，经济区域的概念重要起来。一些政治上不那么重要的地方，经济也开始发展起来，成为经济中心，例如近代的上海、重庆等。湘江流域的城市群，在古代防卫治理的意义大于经济交换的意义。施坚雅在他的中国城市大区域研究中指出，到了明清之际，湘江流域的经济纳入了中国九个大经济区内。作为湖南地区的城市发展史，我们将描述湖南地区城市体系的变迁，区域城市体系演变的规律。研究湖南区域内城市的数量、规模、品质、布局、特点和相互联系等等。

施坚雅是关城市体系研究的重要学者。王旭和赵毅指出，施坚雅的宏观区域学说提出以自然地理、交通运输和商业贸易联系为标准划分中国的区域，打破了以往经济史研究以行政区划确定区域的框框；区域发展周期论提出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发展和衰落的周期，又突破了传统的王朝更替周期论，施坚雅所强调的是区域是有序的整体，有其自身结构、发展逻辑和规律。特别是把孤立的城市史、地方史置于区域发展的宏观背景，会有利于某些规律性认识的发现和认同，与补充。

施坚雅研究中国城市史，通过对中国城市史的研究而探索中国区域经济史乃至中国的历史结构，是深入研究中国历史的有益尝试。因为城市是人类活动的空间投影，是“在时间和空间上把人类的精神和物质活动联结为一体的指挥部”，各级城市（中心地）是通过经济贸易网络联结城乡，进而把区域构成不可分割的有序整体的不同层次的中枢。区域城市化水平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标志，施坚雅对区域中2千人城镇至区域性大城市的区域城市一体化的考察，实际上也就是对中国区域经济的总体考察。宏观区域学说强调的是区域整体性，区域发展周期论则强调了区域差异性；“核心一一边缘”论着重审视区域内部的差别，“等级—规模”论则侧重区域城市一体化程度的探索。这些在理论上都有启迪。

当代城市体系最重要的发展是城市群的兴起。法国地理学者戈德认为，城市群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最高空间组织形式，是在地域上集中分布的若干城市和特大城市集聚而成的庞大的、多核心、多层次城市集团，是大都市区的联合体。城市群是在城镇化过程中，在特定的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域空间里，以区域网络化组织为纽带，由若干个密集分布的不同等级的城市及其腹地通过空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城市——区域系统。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以一个或两个（有少数的城市群是多核心的例外）特大城市（小型的城市群为大城市）为中心，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城市之间的内在联系不断加强，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城市群是相对独立的城市群落集合体，是这些城市城际关系的总和。由多个城市群或单个大的城市群即可构成经济圈。　　

城市群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生产要素逐步优化组合的产物，。发展城市群可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增强辐射带动作用，同时促进城市群内部各城市自身的发展。城市群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区域空间形态的高级现象，能够产生巨大的集聚经济效益，是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标志之一。长株潭城市群构想和建设对湖南城市化具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