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现代主义之后的“科学”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复杂的国家之一。它拥有世界上不间断的最古老文明。并且，中国的变化速度非常之快。每个月，中国都会启动一个影响成千上万人的新的重大项目。

正是中国这种难以置信的变化速度给了我今天站在你们面前的勇气。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极其复杂，但是中国领导人有足够的智慧在世界范围内找出应对办法。对于中国来说，我不能说什么是最好的，但是我可以描述西方已经做错的。我很乐意看到中国领导人能够避免西方的这些错误。

如何看待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和科学？

加州洛杉矶克莱蒙林肯大学是一所年轻的学校，它一直都践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观念。西方现代主义哲学强调分解研究高于整体研究、个体高于社会、分析高于综合、价值中立研究高于包含人类价值尺度的研究。西方的许多大学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价值观念之上的。然而，作为一个后现代的大学，我们追求用整体性方法去展开教育。在课堂和项目中，我们寻求事实和价值、个人和社会、分析和综合，传统和创新之间的平衡。我们的使命是训练领导者能造就一种对所有人都有利和全局性的全球合作关系。

科学方法是在许多方面都简化的方法。最有力的科学用简单的规则、原始的条件、数学关系解释复杂的现象。我重视科学的这些力量；它们造就了一些人类有史以来达到的最引人注目的成就。在我看来，解构后现代主义并不适合认识科学知识的独特性。例如，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似乎把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等同看待。但是他们忽视了科学和文学、哲学和宗教研究的不同。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没有改变我们科学研究的方法。卓越的科学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都是卓越的，这种评价标准无疑是国际性的。但后现代主义的确要求我们对人类怎样将科学研究和人类经验的其他领域联系起来做出不同的思考。它要求我们在科学研究和人类经验的重要领域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正如我将讨论的合作关系，它对于中国的成功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人类今天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平衡技术和人类可持续文明之间的关系。

现代主义之后的科学是什么？

在现代，尤其在西方，知识和价值是被放在对立面的。现代主义者认为“事实”和“价值”之间的区别是不可逾越的。现代哲学家强调价值是人类臆想的或者仅仅是生产方式的一种副产品。他们说，科学研究世界就意味着排除了所有的价值。过去，教育者认为对科学家和工程师在知识上和他们学科领域内的基本技能的训练已经足够了。他们宣称如果科学家能够做好他们的工作，社会就会获益。

但在后现代世界，我们已经认识到为纯粹的研究而研究是不行的。有时科学家将对知识的追求放在对共同福祉的追求之上，人类在这一进程中受到了伤害。我在斯坦福大学和后来在哈佛大学的工作过程中，都遇到了一些不能进行团队合作的科学家。这些个体的科学家希望能够独立，他们之间相互争斗。这给大的研究组织造成了许多问题。因为团队的利益必须高于个体的利益。这样的事在西方的研究机构经常发生。当一个科学家只为自己着想的时候，他更容易做出不道德的事情，他会歪曲数据或者在没有检验结果的情况下就将结论迅速出版。

新的事实与价值的结合是必要的。我来举一个例子，几年前我邀请诺贝尔生物化学获奖者杜赫提来举办一个有关气候变化的全球论坛。杜赫提博士总结了气候变化的科学证据。当他发言完毕后，走近观众群中的宗教领袖，并请求得到他们的帮助。杜赫提博士说，我不是一个信奉宗教的人士，但是我知道宗教比世界上任何力量都能更深层次地唤起人们帮助我们推广这个信息。

在这些话语中蕴含着智慧。如果人们要面对全球气候变暖的科学证据的话，他所寻找的结合形式是非常关键性的。只有当人类寻找到一个科学研究与文明深层次的交汇之处，我们才可以达成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后现代科学家、哲学家和古老的中国文化建立合作关系。但是这意味着伟大的科学家必须在大学接受两种教育：一种是科学与技术的教育；另一种是人文精神的教育。 

想想以下三个事例：

科学告诉我们生物数量的减少如何使得生态系统减弱。但这仍旧需要精神与美学的训练才能使我们领略到大自然内在的美丽以及更深刻地懂得我们身边的世界。医药科学可以演奏我们的生命。但是只有古老中国的文化传统——孔子、老子、墨子——可以帮助人们明白生命的品质。人文传统对于评判一个人好坏与否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建议，并且可以使得人的生命在最后日子里过得更加充实与人性化。

科学给了我们设计城市、建筑物与道路的伟大工具。但是，要建设一个使得市民幸福的城市则需要智慧。人文传统对于人们的基本需要有深层次的了解。我们只有懂得了这些社会性需要，才能建设使得人类繁荣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