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从抓总量和系统性风险入手（2）

总量问题和系统性风险

解决中国经济长期的重大问题，要从抓总量和系统性风险两大问题入手。

一是如何确保GDP总量长期平稳增长，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是必然的，合乎发展逻辑。但是速度下滑，问题就“水落石出”，不仅眼前日子难过，还会暴露一系列经济、社会中的重大风险。

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思路，只能是提高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率从2000年的46.4%到2010年的33.8%，十年内降了13个百分点。即使包括政府消费在内的总体消费率也由62%降到47%，十年内降了15个百分点。而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恐怕不存在第一个十年那么旺的全球需求了。

中国经济要稳定增长必须靠内需，而内需中投资已不能一味地拔高，产能过剩严重，剩下的只能靠提高居民消费率入手。而要真正拉动消费，必然会触及一系列重大问题。例如，当前国务院正在研究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这很重要，但改革后提高的消费，不可能从根本上提高居民消费率，也不可能去填补因投资与出口减少而出现的缺口。

拉动消费，就要抓社会安全网络建设，包括医疗、教育、养老，以解决预防性储蓄问题，这就会涉及扩大财政支出问题。如果财政转移支出多了，政府投资少了，稳投资又涉及扩大民间投资及国退民进的问题。

扩大中国居民消费的重头戏，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提高农民的消费，这可能是今后中国消费增长中最快、最大的一块。怎么提高？最有效的途径是释放农民手中的土地“能量”，这就要涉及宅基地的安排、土地的流转制度、小城镇土地规划等问题。

居民的财产收入，是中等收入国家提高居民消费的一大途径。如何提高？总不能长期靠炒房地产，要靠民间创业和投资。如果房地产市场整顿到位，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减少，中央与地方财税如何重新安排？届时若国家财力问题凸现，要不要变卖一部分国有资产？投资需求中地方政府投资捉襟见肘，不是对民间投资“情不情愿”放开的问题，而是如何鼓励。

如果采取以上措施，还不能解决居民宏观平衡中居民收入与消费增长的问题，那么长期负利率就是不合适的。利率要市场化、金融改革要配合，银行利润要减少等，这会迫使其他方面的改革速度要加快。

不难看出，如果我们想从根上解决消费问题，必然会涉及大量重要问题和制度改革，几乎可以统领我们解决总量增长所遇到的各种长期问题。

二是抓住系统性风险问题的解决。美国学者鲁比尼曾预测，2013年中国经济要出事；国外某机构又预测，2016年中国整个银行体系要崩溃。我们可以不信，但应该把这些预测当苦口良药，起到警示作用。

从风险传导机制入手，我们很容易理解一系列经济问题的逻辑关系。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必然的，坚持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方向也是必须的。打击投机炒房，就会导致房市交易量和交易价格的下降；量价下跌，从实体经济讲，必然会引起其他行业投资、工业利润、税收下跌；从资金链看，房价下降，自然会引起土地价格下降；地价下降传到土地财政收入大减，再传到地方融资平台问题难解决，最后会不得不引起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定问题。

中国2400多家上市公司中，银行股只有16只，但利润却占2400多家公司利润近一半，如果银行资产质量下降，股市怎么能“由阴转晴”？

所以我在去年底曾提出，房地产调控是2012年宏观调控的难点和关键。但是，今年初以来国务院领导、住建部在不停地强调要调控，为什么市场、地方政府仍在与中央政府博弈？因为仍存在不该有的预期，期盼房价恢复上涨？

能不能把打击炒房、支持刚需的政策说得更精确、明朗些？更彻底、长期化些？我猜测，这本应是可以的，但实际上又不行。因为信号明朗后，炒房的人会纷纷抛售，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经济危机就会真的来临。目前采取不明朗的预期策略，估计是想稳住增长，但这又绝不是长远的良策。所以说，今年的经济困难，在明年上半年仍会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