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炳罡：中国儒学的现代转化（3）

（二）中国儒学现代转化的初步尝试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诏书《明定国是》，主张变法维新。6月19日，康有为奏光绪帝《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系统地表达了他的孔教主张，可称得上近代中国孔教运动中的第一个系统的纲领性文件。其内容主要如下：

1．尊孔教为国教，立孔子为教主。

2．在中央设立教部，中央以下设立教会。

3．罢弃淫祀，主张民间立孔庙祀孔。

4．以孔子纪年。

显然，康有为力图通过对西方基督教形式上的模仿，完成孔教的宗教化改革，完成儒学向新形态的过渡。但是他却失败了。这是由于孔教运动与旧派人物，尤其是与袁世凯、张勋复辟活动相呼应，引起了激进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人们由痛恨袁世凯、张勋等复辟而憎恶康有为的孔教会，由厌恶孔教会而累及整个儒家文化系统。

康有为孔教改革的失败，固然有着非常复杂的社会原因，但就孔教运动自身而言，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对西方基督教做了形式主义的外在模仿，这种形式主义的模仿导致孔教运动腹背受敌，一方面它引起理性的、没有宗教情感的儒家知识分子的激烈反抗；另一方面，由于定孔教为国教又引起宗教人士尤其是基督教人士的深深忧虑。

第二，借助外在的政治力量推行孔教，而忽略了儒学自身内在力量的挖掘，是导致其失败的另一原因。政治力量对儒学的现代转化是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一不小心就可能伤害了自身。

（三）中国现代儒学的奠基时期

康有为孔教运动的失败意味着制度化儒学的努力破产，怎样才能使儒家复活？什么才是儒家永恒的精神？是许多儒家学者思考的问题。在反孔的滔天声浪中，梁漱溟先生挺身而出：“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哪个出头？”

梁漱溟有感于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要谈及孔子就羞涩不能出口。他怀抱着为儒家打抱不平的心态来为孔子出头，这一出头，则不同凡响，揭开了中国儒学现代转化的新篇章。

梁漱溟认为康有为的孔教改革之路必然失败，他批判康有为：冒孔子之名，丧失孔子精神。晚世所谓今文家者如康长素之流，其思想乃全在于此《大同书》。康有为根本不曾得到孔学要领，满腹贪羡私情，见解与墨子、西洋同其浅薄。数十年来冒孔子之名，将孔子精神丧失干净!梁漱溟抛开儒家文化的一切外在牵累，包括制度的、礼俗的、官方化等牵累，直透孔学的内在精神——仁，通过对孔子仁的创造性诠释，进而转活儒家哲学，复兴儒学。梁漱溟引进一种观念——意欲，英文是“will”，就是意志、意欲、欲望的意思。他说：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则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梁先生在比较了中西印三大文化系统之后，对世界文化的现状和未来作了预测。他认为，现在西方文化的路向已经走到了尽头，其征服自然的态度所产生的物质文明和科学方法已经走向了反面，不仅不能给人类带来幸福，而且还会给人类带来灾难。西洋人已经由过去物质上的不满足转为精神上的不安宁。

这就迫使西洋人由第一条路转向第二条路向，即儒家文化的路向。由此他大胆预言：现在是西洋文化的时代，接下去便是中国文化复兴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

继梁而起，先是张君劢的倡导新宋学，主张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长，建立混合经济模态，强调德与法。众所周知，要严正地定法、立法，严格地执法，就需要有德行的人去做。接着，熊十力以大易为宗，重建儒家道德的形上学，转活陆王心学；而冯友兰则顺程朱理学的义理方向，融合西方实证主义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再度复活程朱理学；另外，马一浮、钱穆、贺麟等学者在中国儒学现代转化中亦各有建树。众多儒家学者通过努力，使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中国展现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