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把握好党史研究的六大关系

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党史问题，在当前需要格外重视。这里，我着重讲讲坚持科学党史观，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在党史研究中应把握好的几个关系。

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讲党史如何做到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问题。从许多人的习惯性思维和传统心理来看，最难做到的也是最为深刻的，就是如何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今人。

历史是昨天的现实，现实过了今天就是历史。两者的区别只具有相对意义，决不能将两者对立起来。对于党的历史研究来说，它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对此，现在已经形成一个为广大党史研究工作者公认的经典表述，即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这“四用”是一个整体，都要用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不能厚此薄彼，重此轻彼。

但是，从许多人的习惯性思维和传统心理来看，最难做到的，也是最为深刻的，就是如何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今人。因为多少年来都有“家丑不可外扬”的训诫，认为讲错误是丢人的事。其实，这种思想是片面的直线式思维。恩格斯有句名言：一个民族通过从自己的错误和失败中学习，会进步得更快。毛泽东本人也讲过：不要把错误单纯看作是一种耻辱，要同时看作是一种财产。这既是辩证思维，也充满了对历史进步的自信。研究党的历史，应当强化这种辩证思维和自信心理，直面过去的历史教训，特别是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付出过惨烈代价的历史教训。按照邓小平的说法，“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因此，那种认为不讲或者轻描淡写讲“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的观点是不可取的。为什么现在有一股要再次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暗流呢？就是因为有些“愤青”对那段历史给党、国家、人民和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不是十分清楚，不了解我们党所付出的惨烈代价。尽管目前的反腐败斗争很艰巨，有些贪腐现象触目惊心，但决不能靠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来解决，而只能靠法治建设，靠真正的民主监督。否则，我们国家30多年来取得的成就将毁于一旦。胡锦涛同志多次讲的“不折腾”是对过去沉重历史的深刻总结，必须刻骨铭心地牢记。

秉笔与求是的关系

研究中共党史也要“秉笔直书”，揭示历史发展的真实和内在规律。但是，党史学科有它的特殊性，不仅要研究历史是非，还要权衡政治利弊。因此要科学地把握秉笔与求是的关系。

“秉笔直书”是中华民族历代治史的优良传统。毫无疑问，研究中共党史也要秉笔直书，揭示历史发展的真实和内在规律。但是，对它的理解要辩证一点。有如前述，党史学科有它的特殊性，不仅要研究历史是非，还要权衡政治利弊。尽管是学者，也不能没有政治眼光。在健康和谐的政治生态下，历史是非与政治利弊在总的方面是一致的，能够统一的。但是，在一定时候，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两者发生矛盾后，往往要求学术研究服从政治利益。身在体制内，不能不正视这个矛盾和正确对待这个矛盾。所谓“宜粗不宜细”，就是处理这个矛盾的一种方法。对此，有的学者往往想不通，认为写史就要细写。不能说，这种看法没有一定道理，但是写史如绘画。绘画有工笔画，也有写意画。写意画就带有“宜粗”色调，不能因此就说写意画不是画，或不能成画。何况党史有它的特殊性，研究党史不能无视这个特殊性。

再则，秉笔直书也不是不考虑时间地点、政治环境和社会影响，对某些历史的某些内容统统地、简单地反映出来的。说白了，秉笔直书不是“裸照”。如果那样来要求写史，在我看来，只能反映历史的表面现象，很难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因而也不可能真正科学地揭示历史的真实。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对某些问题一个时候不能讲透，可以少讲、粗讲，即“写意”。只要不讲假话、不造伪史，就是秉笔。待条件成熟了，环境许可了，再多讲、细讲，是可以的，也应当允许。这丝毫不违背秉笔的传统。我们常说，真理是一个过程。不仅认识真理是个过程，就是宣传真理、认同真理、由少数人认同到多数人认同，都是一个过程。同样，实事求是也是一个过程。所谓历史的观点，不仅是要历史地看问题，还要求放在历史长河中，等待历史发展到将来讲问题。因此，对秉笔与求是的关系一定要科学地把握。研究党史要有“牛劲”、要有开阔的视野，决不要“一根筋”，“钻牛角尖”。只有这样，才能气顺人和，在党史研究的广阔天地里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