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剧变是信仰危机还是体制危机（2）

二、苏联剧变源于体制的危机

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言论结社的自由，比苏联的“公开性”要公开得多，为什么没有发生制度的更迭，而一放开舆论，苏联的制度就垮台了？其中的原因，还应该到苏联“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去寻找。苏联发生的不是什么信仰危机，而是人们早就不相信苏联的社会主义了，需要探索新的社会主义之路，新的让民众过上富裕生活之路。这就需要改革。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从经济开始的。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提出了“加速战略”，旨在改变苏联经济的停滞局面，结果收效甚微。改革政治体制，放开舆论限制，让苏联人民能够有权利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共同探索改革之路，势在必行。1987年1月中央全会结束两周后，戈尔巴乔夫召集大众媒体和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开会，他在讲话中强调，一月全会的主要思想是发扬民主，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发扬民主。报刊“拥有批评、公开性和宣传好经验这样一些强有力的手段，因而在这方面可以而且应当做许多事情。”“我同意，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文学中不应该有被遗忘的名字和空白点。否则就不是历史，不是文学，而是人为的应景之作。”“让我们把一切都放回到其自己的位置上。”这一讲话后来被称为“公开性宣言”。此后，公开性开始迅速发展。

从理论上说，公开性鼓励思想言论的自由和真实地反映历史，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说是恢复了被歪曲的马克思主义。1842年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1889年恩格斯在批评丹麦工人党将持有不同观点的党员开除的做法时，曾经指出：“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戈尔巴乔夫想通过公开性，让民众向不愿改革的官僚施压。1987年6月3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全民讨论国家生活重要问题法》和《对公职人员损害公民权利的不合法行为向法院起诉法》，旨在促进公民参与有关国家和社会生活重要问题决策的讨论和制定，公民有权要求法院保护他们的个人、财产、家庭、劳动、住房及其他权利与自由，可以起诉损害其利益的公职人员。

戈尔巴乔夫提倡公开性后，报刊改变了原来板着面孔教训人的局面，开始注意社会存在的问题，揭露苏联历史长期被掩盖的真相，受到了民众的欢迎。《真理报》、《消息报》、《共青团真理报》、《论据与事实》周刊等的发行量都从以百万计发展到以千万计，反映斯大林时代社会现实的小说也大受欢迎，新闻检查机关曾想阻止这一进程，但已无能为力。

在苏共长期掩盖历史、粉饰现实的背景下，一步到位地过渡到没有限制的公开性确实是矫枉过正，对社会的冲击力无疑是巨大的，也是苏共领导人始料不及的。正如美国学者所评价的：“关于苏联过去阴暗面的铺天盖地的公开讨论不仅没有带来有关改革的新乐观精神，反而引发了对社会主义计划全部构想的嘲笑。”“不管在媒体上还是在日常交谈中，公开性没有带来对改革这一伟大事业的乐观和责任感，只带来了对现在和过去不断堆积的愤怒和冷言嘲讽，尤其是对领导人的政治辞令和允诺的不满。”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恰恰是苏共没有以真诚的态度对待以往的失误，长期掩盖社会阴暗面，特别是没有彻底清算斯大林时期大清洗的错误，许多十月革命的著名领袖仍然背着叛国者、阴谋家、杀人犯的恶名，正因为如此，人们有权利了解历史的真相，而历史的真相一下子被揭开，对苏共造成了难以承受的冲击。

戈尔巴乔夫上任后重新开始平反工作，到1990年初为斯大林时期大镇压受害者平反的工作基本完成，总共为根据“三人小组”、“两人小组”和“特别会议”的决定被镇压的80. 7万人平反，还为根据法院和检察机关决定而被镇压的31342人恢复了名誉，为在卫国战争时期因其他罪行受惩罚的21333人恢复名誉，当时审查的主要是还活着的人的案件。而在1917－1990年间因犯危害国家罪被判刑的有3085. 39万人，其中82. 7995万人被处死，还应加上被驱逐出境的200. 3万人，更不用说还有因饥饿和其他原因损失的人。为受害者平反，重新审视苏联历史中这沉重的一页，实是苏共争取民心之举，但规模如此之大，出乎当政者的预料，更让许多民众无法接受。

公开性政策之所以没有真正实现其倡导者的初衷，没有达到解放思想、形成改革共识的目的，没有与实行改革政策的当局紧密配合，推动改革的深化与发展，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苏联的历史包袱太沉重了，人民中积聚了太多的不满需要释放。这一政策当时受到了普遍欢迎，被认为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人们不再信仰苏共长期宣传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因在于这种社会主义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并没有为民众带来实惠。马、恩创立共产主义学说，对未来社会主义提出构想，根本原则是要建立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公平、公正，更尊重劳动者权利的社会，但苏共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却剥夺了农民土地所有权和支配自己劳动果实的权利，剥夺知识分子独立思考和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工人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尽管苏联社会对民众流行的称呼是“公民”，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公民权，官员不是由他们选举的，也不受他们的监督。“不管是工人阶级，还是苏联人民，总体上并没有掌握苏联体制。权力滞留于党—国制度的最高层。从拟订经济计划，直到做个人生意，工人们都无权制定涉及该制度应如何运行的经济决策。”贪污腐败、权力私用成风，勃列日涅夫的儿子是外贸部第一副部长，女婿是内务部副部长，连襟领导着机器制造部。拉希多夫在乌兹别克斯坦当政20多年，该共和国的党、政、经和政法部门全部都是他的亲信，仅在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机关，他的亲属就达14人之多。在苏联的体制下，“中央组织部只是大致定出苏共的结构、它的关键部门，具体事情都由地方领导去做。出于自身的利益，他们挑选的‘侍从’都是首先能够帮助他们在例行的党的选举中保住职位的人，思想性、诚实、不妥协精神等常常被置于次要地位。人们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对那些不称职的工作人员常常被突然提升为‘领导’感到气愤，由此产生的后果是许多党组织的威信下降，对许多共产党员形成了不好的看法。”1896－1913年，俄国曾是世界上粮食出口最多的国家，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苏联却养活不了自己的居民。苏联从1963年开始进口粮食，进口量逐年增加，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1907－1913年俄国在世界粮食出口中所占份额为45%，1980－1990年苏联在世界粮食进口的份额中占16. 4% 。1984 年苏联从西方购买了4550万吨谷物及其制品，48. 4万吨肉及肉制品，超过100万吨的动植物油，以及其他用自由兑换外汇购买的粮食。苏联的农业实际上已经崩溃，从美国进口的粮食要比苏联自己生产的粮食便宜一半。

苏联的工业化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也只是几项关乎国家安全的指标繁荣而已，苏联可以把人送上太空，却解决不了卫生纸不足的问题。苏联可以制造高精尖的各种武器，却解决不了居民衣物鞋帽不足的问题，美丽的俄罗斯姑娘没有与之相配的服饰。当人们在电影里、电视上看到西方国家橱窗中琳琅满目的商品时，他们不能不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示怀疑。公开性政策使戈尔巴乔夫和苏共尝到了几十年政策失误结出的苦果，人们把不满和怨恨都发泄到了要改变这一体制者的身上，没有给他们时间来修正历史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