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反腐为起点，形成官民的良性互动（2）

社会转型的动力

如果说改革是自上而下推动的变革过程，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则是上下共同推动的社会转型过程。

现在改革的条件其实远远不如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时。那时，至少有这样几个有利条件：一是刚刚经历了一场荒谬，这个荒谬形成的对照使得人们能够是非分明；二是整个社会当时对改革有着高度的共识，甚至包括改革的方向；三是当时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威；四是没有强大的反对改革的力量，就是所谓的“凡是派”在改革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上也是认同的；五是国际社会是帮忙的，中国的改革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赞同甚至援助。

但现在说要重新启动改革，至少面对这么几个问题：一是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做大。我说的既得利益集团实际上在很大程度是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本身就是改革者在改革中获得了巨大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二是在和改革相关的这些问题上，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充满着分歧甚至对立；三是改革作为30年的一个过程，已经高度疲惫；四是国际上对中国充满着警惕，不再像过去那样帮忙；五是老百姓现在其实已经越来越不耐烦。

那么，社会转型的动力在哪里？

最近，美国的裴敏欣教授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他认为，从体制上看，过去这十年是改革停滞的十年。但在过去十年中，一个同样重要但却被忽视的变化是中国的政治生态里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由于这一革命，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和十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这场政治革命发生在政府合法性、可信度和维稳能力的几个关键领域。他指出，现在中国的政府和社会的精英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到了这场革命的影响。在执政的精英中，普遍的体会是“老百姓越来越难管”、“维稳成本高”和政权基础的危机感。社会各层精英们则日益认识到国家社会关系的紧张已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他将这种生态的变化概括为三个特点：一是独立公共道德权威的出现；二是政府诚信的全面破产；三是组织集体行动的成本大大下降。他认为，中国静悄悄的政治革命的各个组成部分在今后会释放出更大能量的相互作用。

将体制和生态作为两个不同的范畴分别进行分析，发现其中的变与不变以及其中的潜力，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分析框架，澄清了人们关于过去十年变与不变问题争论上的混乱与误区。

我认为，分析政治生态的变化，关键是这些年社会力量的发育和生长。在过去的这些年中，民智渐开，疏离感和不耐烦已是普遍的现象。中国工信部的数据显示，中国网民已经超过5.38亿，还拥有约2.74亿的微博账户。微博等自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出现，改变了民众与公共事务的关系，重要的信息已经很难捂住。在相当一部分社会阶层中，对这些年改革陷入停滞状态充满了失望。如裴敏欣所说，独立公共道德权威开始出现，包括公众意见领袖在开始形成。近些年的几个重要事件造成了若干值得注意的群体，一是走上不归路的上访者群体，二是在征地拆迁中失去家园的群体，三是在计划生育中形成的失独群体。

类似的变化也发生在体制内。除了执意维护既得利益的那部分人外，许多人都意识到，按照现在这样继续下去不行了。当然表述不一样。在这里我要强调文明的力量，要相信文明的力量。现在许多人在强调腐败现象的普遍性。其实，人都是多面体，包括腐败分子在内，许多人都愿意活得像个人样，至少希望活得舒服一些。但现在很多人在说自己“活得不像个人”。因为只要你在官场里混，还想着升迁，你就得把自己当孙子，甚至不得不在腐败的泥潭中深陷进去。托克维尔讲过一句话，为什么面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时候，变革会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既得利益集团活得也不舒服，他们要改变这种不舒服的状态，这就是社会变革的动力。

说到社会变革的动力，不能忽视的是社会矛盾和冲突所形成的压力以及由此形成的对社会变革的推动。可以预期的是，今后一段时间社会矛盾和冲突也许会是一种U字型走向。在短期内，新一届“惹事型施政”将会减少，“体恤型施政”将会增加，社会矛盾可望出现减少的趋势，社会中的紧张气氛会有所缓和。但目前的结构决定了基本的利益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变数在于，一两年后在经济和利益格局的双重压力之下，会不会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而且，既得利益集团在经历短暂的观望后会做什么。基于这些因素的考虑，在前五年的中后期，社会矛盾和冲突有可能会重新呈现增多或加重的趋势。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使社会矛盾形成的压力转变成为社会变革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