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自由市场与政府权力的分界线（3）

政府为自由市场保驾护航

跟人类历史上所有丛林状态的自由一样，自由市场必须要受到一定的约束才能避免走向自己的反面。从上世纪的大萧条开始，西方国家中自由市场跟政府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自由市场不再拒斥所有公共领域的政府权力进入经济领域。自由市场坚守的是产权原则，因为没有产权原则，自由市场则不复存在;自由市场拒斥的主要是公共领域的民主原则，因为民主原则一旦进入企业内部，则意味着对私有产权的侵犯。另一方面，公共领域的政府为了自由市场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也开始以监督者和服务者的身份介入。所以，今天西方国家的自由市场处处可见政府权力的影子，完全脱离政府权力的经济活动已经很少看到。

1933年，美国国会批准成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从1934年1月起给民众在银行和储蓄机构的存款提供保险。这实际上是以政府的信誉给民间存款担保。如果按照纯粹的自由市场原则，个人在私人银行存款纯属私人行为，无需政府介入。如果银行需要保险，自有私人性质的保险公司担保，也无需政府出面。但是，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证明，自由市场本身无法自我担保。任何私人企业，包括银行和保险公司，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都可以宣告破产。正是由于自由市场的这一特点，大萧条时期许多银行和保险公司纷纷破产，民众的存款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而投诉无门，破产自杀者不计其数。正是鉴于此，联邦政府才不得不出面承担提供担保的责任。

1935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授权各州建立失业保险制度，到了1937年，各州基本上都建立起失业保险制度。这个制度的最重要一点在于政府强制要求企业给公司雇员购买劳工失业保险，也就是说，企业必须承担给雇员提供失业保险。1939年美国的《公平劳动标准法案》生效，规定了劳工的最低工资。如果按照自由市场的原则，雇主和雇员的关系是建立在劳动力市场基础之上，工资和保险应该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但是，如果仅仅按照自由市场的原则，血汗工厂就难以避免，劳工的基本权益就无法得到保障。所以，政府的公权力必须维护劳工最基本的权益，这样自由市场才有可能避免因杀鸡取卵而自我毁灭。从罗斯福的“新政”到约翰逊的“伟大社会”，美国政府运用公权力给劳动者在自由市场中提供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福利制度。

上世纪中叶，美国在所有的技术行业中都建立起技术许可证制度，即使是最简单的技术工作如木工、电工、管道工，包括理发师都需要通过政府组织的考试，获得政府颁发的执照才能给顾客提供服务。如果没有持有政府的执照，即使在市场中双方达成交易也被视为非法。政府对劳工市场的强行介入显然有悖于纯粹的自由市场原则。按照自由市场的原则，只要市场上双方交易属于自愿即可成交，根本无需政府的公权力介入其中。市场本身会通过自然选择和自然淘汰的机制来保证服务的质量。但是，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如果只是听任自由市场的优胜劣汰，社会将会为淘汰不合格的参与者付出巨大的代价，最终会导致自由市场恶质化。政府出面建立技术许可证制度归根到底是为了自由市场健康发展。

显而易见，在现代社会，离开了政府监督或介入的那种纯而又纯的自由市场已经很少见。为了自由市场的生命力和长远发展，政府以公权力的身份来保驾护航已经成了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根本特征。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学者米塞斯、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诺齐克等人一直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视为恶政，相信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是人类最为理想的一种制度。这种把自由市场推到极端的理论，其实并不利于自由市场本身的发展。把任何一种社会状态、社会机制、经济模式理想化，都难免会陷入乌托邦陷阱。哈耶克一生致力于防止人类社会陷入理性的狂妄和乌托邦陷阱，但哈耶克本人在自由主义上的核心概念“自生自发秩序”本身却是一个难以验证的理性假设。迷信理性设计，迷信政府计划，迷信用公权力解决私人领域尤其是自由市场中的问题，当然会引发专制主义。但是把自由市场视为神圣制度，把公权力完全视为不可避免的恶，则难免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泥潭，而在无政府状态下则有可能是私权力的暴政。历史证明，私权力的暴政并不优于公权力的专制。人类社会不应该在两个极端中选择其一，而应该找到私权力与公权力、市场与政府的最佳平衡点。

综上所述，自由市场和政府是现代社会两个最基本的力量，前者存在于私人领域，遵循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基本原则，权力结构是自上而下的;后者存在公共政治领域，遵循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权力结构是自下而上的。但是，在现代社会，自由市场和政府的界限早已不是那么泾渭分明。自由市场的发展在很多方面都需要政府公权力的背书和担保，而政府为了自由市场的健康持续发展，也不得不为自由市场保驾护航。中国社会在理解自由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时一定要摆脱泛政治化的窠臼，尤其要避免把经济自由化和政府最小化作为达到某种现实政治目标的手段，这丝毫无益于健康的自由市场和有效率的政府在中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