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自由市场与政府权力的分界线（2）

自由市场反噬自由

毫无疑问，西方近代以来对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自由市场与政府、私权力和公权力的切割，在最大程度上延续和优化了西方社会的自由传统。来自日耳曼的封建贵族在中世纪尽管有着与国王分权的自由传统，但血缘贵族集团本身具有僵硬固化的先天缺陷。随着近代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切割，自由市场给社会精英和私权力提供了广阔天地，社会爆发出强大的发展动力和创新能力，西方社会逐渐形成了具有高度竞争性和流动性的精英集团，西方国家凭借自由市场的力量最终在全球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但是，过度的自由一定会反噬自由本身。在人类社会初期，无政府的自然状态最为自由，但这种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走到极端必然发生异化而反噬自己。最终，强者的自由把社会推入不自由的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自由市场尽管是建立在保障个人自由的基础之上，但市场的激烈竞争和优胜劣汰机制不断使社会发生分化，两极分化是自由市场的一个必然趋势，而过度的两极分化反过来威胁到自由市场本身。

自由市场得以运转的假设是“理性经济人”(rational economic man)，其基本原则是成本最低化、利润最大化。尽可能地降低生产成本，尽可能地获得最大利润是所有企业的共同宗旨。各个企业间的竞争就是成本最低化的竞争，就是技术创新的竞争。在相同劳动生产率和相同的生产条件下，企业的员工数量和收入水平跟企业的赢利成反比。各个行业的竞争越是激烈，这种现象越是严重。最终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一个剪刀差。一方面是社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和企业利润的增加，另一方面是构成有效消费的人口越来越少，整个社会的有效消费严重不足，这样反过来导致生产过剩而再生产则无法持续。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市场本身具有一种杀鸡取卵的逻辑。正是由于这个自由反噬自身的逻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始终伴随着自由市场。

自由市场反噬自身的另一个表现，是资本随着利润转移而引发产业空心化。马克思和列宁当年在号召各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时，是把阶级关系看得比民族国家更重要，认为工人阶级无祖国。事实上，工人作为被雇佣者，在自由市场中处于一个被动的状态，很难在全球中自由转移。从这个意义上讲，工人其实是有祖国的。真正无祖国的是四处流动的资本。为了最大程度地降低生产成本，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是一个普遍趋势。列宁在20世纪初就指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最后必然走向资本输出。

按照自由市场的逻辑，西方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必然不断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空心化难以避免。虽然西方国家通过资本输出可以从全球市场中汲取大量财富。但本国制造业和服务业技术部门就业的中产阶级，却由于工作岗位削减而不断向下沦落，转移到低收入的服务业。长此以往，本为西方世界社会中坚的中产阶级数量越来越少，竞争能力越来越差。因此，尽管从总体上看，自由市场从海外给西方国家带来的财富一直在增长，但这种增长主要被极少数精英占有，广大低技能的服务业工人不仅无从分享，还要为此付出代价。从总体上看，社会的有效消费仍然是越来越不足。社会呈现出两极化的分裂状态是一个必然趋势。

还在19世纪上半叶自由市场高歌猛进的时代，英国、法国和德国就开始相继出现大规模的工人运动。而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后，西方的工人运动开始跟共产主义运动合流，而各种改良的社会主义运动也相继出现。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虽未从根本上改变西方各国的基本制度，但却给这个私权力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敲响了警钟。1929年的大萧条证明，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并非仅仅是职业革命家的鼓动，自由市场经济如果毫无约束，最终会引发社会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