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哪些“改革红利”可以释放？

“传统红利”，主要指廉价劳动力红利、全球化红利、政府主导型投资红利。过去30余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有效地释放了这些红利，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传统红利”正在递减。

无论是内需红利还是城镇化红利，都直接依赖于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远未完善，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潜力更大，更具有根本性。“改革与危机赛跑”不是危言耸听，倒逼我们牢牢把握未来5～10年改革的主动权，尽快形成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尽快取得改革的实质性突破。

1、中国有今天，得益于改革红利

经济社会生活每一个领域的红利释放，都直接依赖于改革的突破。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过程看，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不改革，很多深层次的体制机制矛盾就难以解决，想释放红利是极其困难的。

新京报：两会前夕，你主编的《改革红利-十八大后的转型与改革的五大趋势》一书出版，专门探讨“改革红利”的问题。那么，什么是“改革红利”？

迟福林：所谓的“改革红利”，就是指体制机制不断创新和完善创造的经济社会发展动力和活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这种说法，主要是突出改革在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般来说，经济增长及其推动的社会发展，主要有三个源泉：一是源于市场的扩大与分工的深化，这是斯密在《国富论》中反复强调的，即“斯密增长”；二是源于创新，主要是指熊彼特所强调的，在科技、管理等创新中打破旧有的结构，通过科技进步和创新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即“熊彼特增长”；三是源于制度变革，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鲜明地表达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这种增长被称为“诺斯增长”。回顾我国过去30余年的经济增长，可以看出，无论是市场规模扩大式的“斯密增长”还是创新引领式的“熊彼特增长”，均得益于“诺斯增长”。而“诺斯增长”的核心，就是变革旧有的体制、制度和机制，建立起新的体制、制度和机制。

新京报：为什么说“改革是最大的红利”？

迟福林：首先让我们从消费这个新角度看，我国消费潜力释放与结构升级的空间巨大。到2020年消费需求有望达到45万亿～50万亿元，考虑到消费带来的投资需求，中国的内需规模至少有上百万亿的规模。如果能够抓住国内需求潜力释放这个重要战略机遇，就有条件支撑未来10年7%～8%的经济增长。而这个巨大的内需能否有效释放，又与改革密不可分，所以说“改革是最大的红利”。

新京报：为什么说只有“改革”才是最大的红利？

迟福林：我国是一个转型中的大国，改革是红利产生的最主要源泉。“红利”主要依赖于“改革”的突破。例如，如果不能通过改革协调利益关系，尽快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橄榄形”社会结构，那么前面说的消费潜力就很难释放出来。再例如，如果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解决不好，户籍制度问题解决不好，人口城镇化拉动内需的红利就很难释放出来。同样，我国市场化改革仍有相当大的空间，蕴含巨大的红利，但如果投资体制与金融体制等改革长期难以突破，投资效率难以提高，红利同样无法释放出来。因此，经济社会生活每一个领域的红利释放，都直接依赖于改革的突破。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过程看，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不改革，很多深层次的体制机制矛盾就难以解决，想释放红利是极其困难的。

新京报：从现实情况看，能不能说：当前最大限度激发“改革红利”的条件已经成熟。

迟福林：前不久，我参加了温总理主持的专家、企业家座谈会，就改革形势提出了一个判断：“尽管某些重要领域的改革尚不到位，但改革在多方面有重要进展。以改革红利释放发展潜力的氛围和趋势正在形成，各方面对下一步的改革攻坚寄予很大希望”。建议“尽快成立一个高层次的改革协调机构，加强对全面改革的组织和协调，把改革统筹与部门推动有机结合，发挥改革协调机构作为中央、国务院领导推进改革的参谋、助手作用。从现实看，建立国家层面的改革协调机构或改革咨询机构，现实需求增大、各方共识增多。”

与前几年相比，改革的内外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特别是十八大后，转型与改革都有着突出的特点：一是转型与改革交织融合，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政府转型都直接依赖改革的突破；二是改革面临利益失衡的矛盾更为突出，能否在调整利益关系、解决利益失衡上取得重要进展，牵动和影响发展和稳定的大局；三是改革的时间和空间约束增强，“改革与危机赛跑”不是危言耸听，倒逼我们牢牢把握未来5～10年改革的主动权，尽快形成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尽快取得改革的实质性突破。“改革是中国的最大红利”，关键在于牢牢抓住“机遇、潜力、红利”这六个字：通过改革的最大红利，抓住国内需求潜力释放的战略机遇，释放人口城镇化的最大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