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哪些“改革红利”可以释放？（2）

2、“传统红利”的式微与终结

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不仅体现在加速老龄化上，也体现在劳动力的减少上，尤其是年轻劳动力的减少；“全球化红利”目前也在减弱；政府主导型的投资红利，不可持续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了。

新京报：在你看来，“传统红利”都有哪些？

迟福林：“传统红利”，主要指廉价劳动力红利、全球化红利、政府主导型投资红利。过去30余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有效地释放了这些红利，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传统红利”正在递减。

新京报：在目前为止，这些“传统红利”是否还能持续？

迟福林：对于这些“传统红利”，我们既要看到其历史作用，更要看到其不断式微的发展趋势。首先看“人口红利”。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不仅体现在加速老龄化上，也体现在劳动力的减少上，尤其是年轻劳动力的减少。2012年统计公报指出，到2012年末，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下降0.60个百分点。这是相当长时期以来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的第一次下降。联合国也曾经预测过，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5年达到9.98亿的峰值，此后逐年减少。人口学者预言说，到2050年，中国15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下降到7.1亿人，比2010年减少约2.3亿人。可以说，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意味着，传统的“人口红利”逐步递减的拐点和趋势逐步出现。

“全球化红利”目前也在减弱。从近两年的数据看，出口对增长的贡献可以说是负值，同时，还应当清醒地看到，这次欧美市场的萎缩将不是短期的，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不可低估。最后看政府主导型的投资红利，虽然在历史上政府主导的投资对于扩大经济总量，推进经济增长功不可没，但也带来了增长质量不高、生态环境破坏的突出问题。这种红利不可持续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了。

新京报：就是说，“传统红利”正在走向式微？

迟福林：是的。近年来，尽管决策层高度重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出台了很多相应的政策，但投资消费失衡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甚至在一段时期内明显恶化，走向消费主导的进程长期滞后于社会预期。

从2000年到2011年的11个年头，消费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2000年消费率为62.3%，当年消费贡献率为65.1%，到了2010年，消费率就下降到48.2%，消费贡献率下降到43.1%。虽然说2011年有所反弹，达到49.08%，但仍不稳定。与此相对应的是，投资率从2003年开始超过40%并持续攀升，2011年达到48.31%的高位，投资消费失衡的格局至今尚未根本改变。

新京报：这意味着“政府主导型投资红利”的负面影响已经凸显。

迟福林：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突出的特征是政府主导的投资扩张模式。尤其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政府主导的投资扩张为重要特征，政府对市场的不适当干预越来越多，“增长主义”倾向具有普遍性。实践表明，政府主导的投资扩张往往难以准确反映市场需求，容易造成投资消费结构的扭曲，形成无效投资。以经济总量为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同GDP导向的中央地方财税关系和干部政绩观联系在一起，由此形成了中央地方公共职责划分不清、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过度依赖、形成不了有效的地方治理等一系列矛盾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