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哪些“改革红利”可以释放？（3）

3、“内需红利”和“城镇化红利”是新的“红利源”

无论是内需红利还是城镇化红利，都直接依赖于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远未完善，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潜力更具有根本性。这需要加快改革的步伐，改变一些重大改革长期不能取得突破的现状。

新京报：根据你的研究，新的红利源都有哪些？

迟福林：我认为最直接的红利源是“内需红利”和“城镇化红利”。

关于“内需红利”，从未来几年的发展趋势看，能否抓住国内需求潜力释放的重要战略机遇，取决于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的实际进程，即能不能用5～8年的时间形成以释放国内需求支撑可持续增长的基本格局。

而这需要以形成6亿中等收入群体为重要目标破题收入分配改革。2020年要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增，不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基础上的倍增，关键在于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即在目前大约23%的基础上，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到2020年努力使中等收入群体占比达到40%以上，规模扩大到6亿人左右。这就需要尽快出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国家规划，采取综合性改革举措，尽快扭转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尽快提高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以制度公平为重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推进结构性减税等。

新京报：“城镇化红利”怎么理解？

迟福林：关于“城镇化红利”，主要是指城镇化释放消费潜力带来的转型发展红利。城镇化是拉动内需的最大潜力。从消费看，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将带来巨大的新增消费。2011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差距为3.34：1。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意味着至少有1300万人将从农民变为市民，这将直接带来1740亿元的新增消费；10年间城镇化率提高10～15个百分点，将带来1.7万亿～2.6万亿元的新增消费规模，约拉动最终消费增长1.6个百分点。同时，城镇化将带来巨大的投资空间。未来10年，我国城镇化率如能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将再有2亿农民进入城镇，加上现有的1.6亿农民工，新增城镇人口将达4亿左右。按低标准，农民工市民化需要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由此将新增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

新京报：如何保证这些“红利源”能带来持续的红利？

迟福林：无论是内需红利还是城镇化红利，都直接依赖于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远未完善，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潜力更大，更具有根本性。这需要加快改革的步伐，改变一些重大改革长期不能取得突破的现状。一些社会予以高度期盼的重要改革，长期缺乏实质性的突破。例如，资源要素价格改革、垄断行业改革等至今仍未有实质性突破；一些改革久拖不决；一些改革决策长期难以落地，最突出的非公经济发展“36条”和“新36条”，出台后难以得到有效落实。

新京报：“制度红利”该如何保障？

迟福林：从现实情况看，由于多方面体制机制的不完善，我国制度创新与制度完善的空间巨大，由此可以释放出巨大的红利。未来5～10年的转型改革，有三点判断很重要：

第一，关键是客观把握机遇、潜力、红利。未来10年，我们拥有巨大的内需红利与城镇化红利，但这些红利的释放都取决于改革，取决于体制机制创新进程。

第二，要通过改革释放发展潜力，关键是尽快实现五个方面转型改革的实质性突破：破题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破题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与改革；破题形成6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转型与改革；破题市场导向的经济转型与改革；破题以优化权力结构为重点的政府转型与改革。

第三，把政府改革作为顶层设计的关键，明确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尽快实现转型改革的新突破，才能使改革跑赢危机，才能真正抓住战略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