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城市体制改革是城市化的前提（3）

中国城市化以人为本的目标并不明确

为什么“以人为本”那么重要？从国际经验来看，凡是城市化的目标是以人为本，城市化可以为城市居民带来幸福生活。强调城市是人居住的地方，对中国来说尤其重要。在中国传统的概念中，城市实际上是军事要地，核心是国防，是政治，而不是人。中国的城市的关键词是“城”，城市也被称为“城池”。近现代大多西方城市起源于商贸要地，关键词是“市”，主要是为了解决人的居住问题。后来工业化带来了城市化，也带来了城乡整合的问题。

这并不是说，西方的城市化就没有问题了，但城市化以人为本这一目标是明确的。西方很多城市的基础设施使用了数百年都没有问题，主要是在设计时考量到了人的需要问题。城市建筑是为了人的需要而建筑，而不是为了建筑本身。在中国，这一点到现在为止，并不明确。

那么，今天强调新型城市化意味着什么?新型城市化至少可以在两个方面加以讨论，一是城市的升级，二是探索新型城市化。对城市化已经到达一定程度的城市来说，城市化的目标是城市如何升级的问题，就是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发展的问题。而对正在进行城市化或者刚刚开始城市化的地方来说，就是如何避免早先城市化所产生的弊端，探索另一种城市化道路的问题。尽管中国的新型城市还会不断出现，但对今天的大多数城市来说，城市升级的任务显得尤其重要和迫切。

因此，中国须要把重点放在通过城市体制改革来推进城市升级的问题，主要是要突出城市化和城市升级过程中的软件问题，包括城市规划、设计和管理等方面。但是，应当指出的是，这里不强调硬件建设并不等于这方面没有问题。讲城市软件建设，必须把重点放在城市建设如何以人为本。人们实在没有必要去刻意强调硬件方面的新型，例如新型的大楼、新型的立交桥、新型的交通工具等等。

如果能够把“人”的因素引入到城市化里面来，并且成为城市化的优先考虑，那么就必然会产生方方面面的“新型”来。在城市化过程中，那些关乎人的因素的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

同样，城市的管理体制也是人的问题。现在的城市管理体制的对象不是人，不是城市居民。现存体制太多地侧重于“上级管理下级”，就是“上级官员管理下级官员”，而不强调如何管理城市人。管理官员的官员太多，而管理城市人的官员太少。前者造成官僚体制内部的巨大摩擦，后者造成官僚体制和城市居民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