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的态势会影响中国政治改革吗（2）

闫：其实，分歧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失去宽容和理性。在中国，很多官员无法接受别人的批评，哪怕是善意的批评。尤其是在中国的某些地方，压制不同意见的现象十分普遍。这不仅在客观上限制了普通民众的言论自由，更为重要的是，它使得官民之间有效的对话机制和问责机制始终无法建立，导致失去了很多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机会。在我看来，您刚才提到的中国人中间的极端主义观点也正是同样心态的产物，它是以反对外国人指手画脚的“民族形象”表现出来的，看起来似乎更理直气壮些。其实，从本质上讲，二者是极其相似的，都反映了某些人面对不同意见时的不自信。自信的人原本是不害怕批评和争论的。

李：你的见解很有道理。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批评其实是善意的。在美国，没有人要求中国完全照搬美国的制度，也很少有人期待中国的民主转型明天就能实现。大多数美国的政治和知识精英是清楚这种转型的困难和现实风险的，他们也理解中国领导人的处境，同时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有着比过去更强的敏感性。很多时候，西方人强调普世价值和人权的重要性或是批评中国政治改革的迟缓，更多地反映了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领导人的希望。他们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人民能够建立一种既有中国特色、又体现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方向的政治体制。美国有句名言，“人们对正义固有的认知使民主成为可能，而人们非正义的倾向使民主成为必要。”(Man’s capacity for justice makes democracy possible, but man’s inclination to injustice makes democracy necessary.)。大多数美国人相信中国能够成为公认的民主法治国家，这实际上体现了对中国人民的敬意而不是相反。事实上，在西方，最敌视中国的往往是那些认为中国人不配享受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人。

因此，一些中国人将西方人的一些批评意见解读为“敌意”或“不敬”，实在是一种误解，这对于中西方之间的沟通和对话是极其有害的。事实上，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也正是中国与西方相互学习交流的过程。例如，中国社会科学学科的重建，就受到了西方强烈的影响，而中国社会科学的真正繁盛，也必须同时以本土化和全球化为其前进方向，缺一不可。尤其是，随着科技革命的来临和全球变暖、环境生态保护等全球性问题的凸显，中西方之间存在着更大的沟通对话的现实需求，而这种沟通对话的实现，要求对话的双方都保持宽容和理性。

闫：我同意您的看法。在全球化的今天，中西方之间的沟通对话似乎比以往更为重要和紧迫。先不说全球变暖等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需要中西方之间的合作，其实，中国自身的健康发展更是离不开这种沟通对话——无论如何，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而没有中西方之间有效的沟通对话，良好的国际环境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我发现，这种沟通对话的深度还远远不够。上个月，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接待了来访的美国黑人媒体人士代表团。在交流中，我就发现，他们中的所有人都不知道中国曾是亚洲第一个创建现代民主制度的国家。

李：这确实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沟通对话的前提是彼此都了解，但起码从美国公众这个层面来讲，对中国的了解还是很不够的。这显然与一些美国人的“简单化”思维是直接相关的。长期以来，很多美国人不仅将“美国式民主制度”看作是全球民主制度的典范，而且还相信，民主制度的实现并不会太费周折。例如，很多人天真地认为，只要推翻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独裁政权，民主制度便会在这些地方自动生根发芽。然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简单。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转需要一些前提条件，但是却很少有美国人去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这些条件对于“得天独厚”的美国来说从来都不成为问题。事实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民主转型和巩固过程不顺利，恰恰是因为缺乏这些前提条件。在这方面，美国人确实缺乏一定的敏感性。

闫：在我看来，美国人尤其缺乏对中国近代史的了解。很多美国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往往缺乏对中国历史的关照，很容易切断中国自身发展的连续性。例如，如果不理解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几次革命，我们就很难理解1949年之后中国政治的演进轨迹。我很同意邹谠先生的说法，20世纪中国革命是对中国社会总体危机的反应。辛亥革命后，中国人也曾有过各种民主实践，但在“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面前，这些实践都失败了。精英和民众由此变得越来越激进，甚至法西斯主义思潮一度在中国很流行。对于后来中国政治的演进而言，这些历史记忆的影响是很深刻的。

李：确实如此，20世纪的中国革命决定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在我看来，这些革命都是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是很难避免的。有一些人倾向于从现在的现实出发否定这些革命的可取性，我认为是很不适当的，因为这会忽视政治精英当时面临的结构压力，他们可能并没有更好的选择。现在看来可行的选择在当时很可能是不存在的。“反事实推理”或许能够拓展我们对历史的现象空间，但是，历史既无法重来，也是不能被假设的。

与之相比，在革命结束之后，政治精英在政治制度构建的选择范围无疑要大的多。这种选择不仅体现了政治精英的智慧，同时，它也直接决定了革命后社会的重建和发展轨迹。例如，已故澳大利亚的华裔学者杨小凯就认为，辛亥革命之后，君主立宪制可能对中国而言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在他看来，这个选择的现实基础是存在的。再如，1949年之后，执政党花了30年的时间才明白自身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必要性，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换言之，在政治精英有选择余地的时候，他们自身的价值倾向、认知能力和政治智慧就会对国家的发展方向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我始终认为，“革命”是一种极端情境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或者说，它是最后的手段，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革命当然是解决社会矛盾的一种选择，但是它带来的社会代价是极大的。20世纪的中国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此我无需多言。在正常情况下，社会的进步都是文明累积的结果，这就需要一个公正透明的规则体系，为所有个体提供社会流动的平等机会。在现代社会，民主和法治是构建公正透明规则体系的必然选择。

我认为，20世纪的中国革命，其中很大一个问题就是，取得政权的人和失去政权的人都不知道如何妥协。这是我们民族必须汲取的一个教训。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普通民众，学习如何妥协都是一个亟待引起重视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在今日的中国，各种极端化的思潮甚嚣尘上，这使得任何严肃的争论以及共识的达成都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保证未来的精英替换能通过制度化的机制完成，社会冲突不会诉诸于暴力革命。因此，对于公民价值观的塑造是极为重要的。这需要时间，更需要法治的支撑，比如，这起码需要保证每个人的言论自由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更愿意将现代政治看作是法治基础上的妥协艺术。

闫：我同意您的看法。革命并非人类社会发展的常态，它或许能打破一个旧世界，但却无法建立一个新世界。任何革命后社会，都存在顾准先生所说的“娜拉走后怎么办”的问题。我也同意您关于民主法治是构建公正透明规则体系的必然选择的说法，但问题是，在一些革命后社会，革命的遗产恰恰可能成为民主法治发展的最大障碍。在这里，似乎存在着某种两难选择。

李：其实，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民主法治的建立和巩固都绝非易事。你可以说西欧历史上有着非常深厚的民主法治传统，但即便如此，现代民主法治在西欧的建立也用了好几百年的时间，这期间也经历了无数的战争和社会动荡。因此，对于中国这样缺乏民主法治传统的国家而言，其中的困难更是不难想象。不仅如此，与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一样，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也将是一个“浓缩”的过程，而要在这个“浓缩的”时间段中实现西欧国家几百年才实现的目标——更不要说人家本身就有历史文化基础——确实是极其不容易的。

但是，这就是历史带给中国共产党的重任，这是无法逃避的。习近平总书记最近谈到“中国梦”，并将“中国梦”归结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认为，这其中就应该包含着对中国人民民主法治追求的体认。试想，如果中国的国民无法享有那些国际法公认的基本人权，无法享有基本的社会公正和尊严，那么，何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 。

闫：问题在于，抛开某些极端主义观点不谈，即便人们对于民主法治的目标存在基本共识，但在民主法治的具体实现途径上，人们可能依旧存在尖锐的分歧。这似乎就是目前中国的现状。比方说，有的人呼吁要首先实现民主选举，而有的人呼吁要首先实现法治，诸如此类的争论在中国很流行。

李：应当说，各国通向民主法治的道路是多元的，这要取决于各个国家具体的历史情境。具体到中国，走的是一条“以党建国”的国家构建路径，这就意味着，执政党自身是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尤为关键的变量。正因如此，我始终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将以执政党的改革和转型为核心和前提条件。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领域的进步始终围绕党的转型而展开。有些改革，比如党内的任期制和任职年龄限制，代表了党自身对权力行使方式的调整。有些改革，比如村民选举和人大制度改革，则是在党的支持或至少允许的情况下发生的。无论如何，就像前面谈到的那样，“以党建国”的国家构建路径势势必会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亨廷顿曾说过，一党制在大幅提升国家能力的同时，却会对后来的政治参与造成阻碍。在其《政治秩序诸起源》一书中，福山也提到，自秦汉以降，中国政治始终面临着国家能力的过分发展与法治和责任性的过分欠缺之间的不平衡。中国政治的这种发展次序决定了其迈向民主法治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

但是，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即便面临着某些结构性的困难(比方说缺乏民主法治的历史传统)，但是，政治精英仍旧能对中国政治的未来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尤其是，当政治精英拥有选择余地时，这种影响就会是决定性的。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失去了很多机会，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当时的政治精英缺乏政治远见和决断力。

中国发展到今天是极其不易的。面临各种社会矛盾和治理危机，执政党必须坚定推进以民主和法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改革，否则，很多深层次问题可能会积重难返。我始终认为，中国由执政党主导的政治改革应当是一种“可控的”政治改革，因为这是一条代价最小的道路。从政治改革的次序上讲，我认为，执政党的改革应当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内容，因为只有执政党按照民主法治原则改造自身，现存整个政治体系的民主法治才有可能。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在党内政治过程制度化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尤其是党内的任期制和退休制很大程度上被制度化了，这提高了整个政治体系的可预见性。在过去的十年，执政党在“党内民主”方面也进行了一些试探，但现在的感觉是，各地试点的空间有限，“党内民主”的动力不足，这是很遗憾的事情。同时，政治发展的各个维度是彼此联结和支撑的(比如，没有真正的民主，也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法治， 没有媒体的独立和公民社会的保障，民主与法治都无法得到真正意义上的监督)，但是在当下中国，推动法治显得尤为紧迫。没有法治，整个社会，包括政治精英，都不会有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