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的态势会影响中国政治改革吗

2013年1月22日，《国外理论动态》杂志社副主编闫健博士在北京对李成教授进行了专访，双方谈论的话题涉及中国的政治改革、对外政策以及未来发展等问题。现将访谈稿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闫健（以下简称“闫”）：李成教授，您好！非常高兴能在北京见到您，也十分感谢您专门抽出时间接受《国外理论动态》杂志的专访。我们都知道，1990年代以来，在海外的中国研究领域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一批从中国大陆出去的华裔学者的崛起。作为一个群体，这些华裔学者不仅给海外的中国研究领域带来新鲜的血液，而且事实上起到了联结海外中国研究与中国大陆的本土研究之间的纽带作用。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李成（以下简称“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这一批人，包括裴敏欣、赵全胜、唐文芳、赵穗生、吕晓波以及刘亚伟等，都是在1980年代早期来到美国的，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这些人都成长于文革时期，经历了现代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的重大变化，比如“文革”对中国社会带来的惨痛后果、中国向世界的重新开放、中美文化交流的恢复以及中国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等等。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美国的。

到美国之后，我想很多人和我一样经历了“文化震惊”，尤其是对中美两国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强烈反差记忆深刻。我记得，我当到美国时，刚一下飞机，就被美国发达的高速公路网给惊呆了，而当时我国连一条高速公路也没有。教育方面的反差更是强烈。我1985年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求学。与美国的很多高校一样，伯克利也是一个学术自由和思想多元的地方，不同的观点和学说都可以在这里交锋共存，其中不乏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的犀利批评。我记得，伯克利有一个地方叫“人民广场”，经常举办一些集会和演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此，我们这一批从大陆出去的学者和49年之前去美国的台湾学者（比如芝加哥大学的邹谠先生）还是存在明显差异的。文革、改革开放之初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及前面讲到的“文化震惊”都对我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身上都携带着那个年代的印记。这也意味着，我们对于1949年之后的中国有着更多的了解，毕竟我们在49年之后的制度下生活了很多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社会变迁有着自己的体验和理解。我们中间还有一些人曾经是“上山下乡”青年，有的人还作过农民，这些经历都是海外其他中国问题研究者所不具备的。这或许可以说是我们这一批人得天独厚的优势。

当然，我们的劣势也很明显。与后来到美国的华裔学者相比，我们一般来说外语水平不高，社会科学的基础也比较欠缺。我们中的很多人原先并不是研究政治也不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只是后来转行才开始做中国研究。如果说我们这一批人对中国研究和中西学术交流有所贡献的话，我自己更愿意将它归功于中国本身的崛起。没有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变迁，没有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就不会有西方社会对于中国的关注兴趣，也不会有“中国热”的出现。我们仅仅是恰好赶上了这样的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都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

闫：确实如您所说，成长经历和时代背景在你们这一批人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您刚才也说到，中美两国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强烈反差给您当初带来了强烈的“文化震惊”。作为在海外研究中国政治的华裔学者，您又是如何看待中美在政治发展方面的差异，尤其是您如何面对美国人对于中国政治的批评?更进一步，美国人看待中国政治的方式是否会对您的中国研究产生影响?

李：在海外的中国学者，或多或少都会经历认同危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实际上，不仅中国人是这样，其他国家的人也一样。在美国学术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从俄罗斯出来的学者一般对其母国有着很强烈的反感。但是，在美国的华裔学者很少这样。无论最终是否加入美籍，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始终保留着中国情结，关心着故土大地的变化与发展，憧憬着国家和人民能有更好的明天。这种情结是深嵌在你的文化和血液中的，这是一种无法割舍的存在。毫无疑问，我们研究中国问题的视角要受到美国社会科学和美国主流舆论的影响，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的研究也体现了中国视角以及自始至终对中国的关怀。这种关怀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更多的是一种现实的人文关怀。我们关注的大都是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比如政治改革、对外关系、环境污染、贫富差距以及社会稳定等等。无论我们提出褒奖或是批评，无论我们是乐观或是悲观，我们对中国的关注和热爱以及对美中关系良好发展的愿望不会改变。

闫： 与一般的海外中国研究者相比，你们的研究承载了更多的东西。这不仅仅是由于你们对于中国有着更深的了解，更在于您刚才提到的，你们的研究渗透着对母国的关注和情结。因此，你们的工作就不仅仅体现为“就事论事”般地研究中国，还表现为如何帮助美国人更好地理解中国，影响美国的对华舆论和政策，充当中美之间沟通对话的桥梁。另一方面，发挥这种桥梁作用，也可能会给你们带来角色冲突。比如，美国人可能会批评你们太“中国化”，而中国人可能会批评你们太“美国化”。这个时候，双方的沟通对话就难免不会出现障碍。

李：这种角色冲突始终是存在的。其实，对我们而言，不可能坐在书斋里面做中国研究，你必须经常到中国来做调查，观察这里发生的变化，同时还要参加各种学术活动，跟这个领域中的学者(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对话交流。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确保自己有关中国的知识和判断没有过时。同样，我们所做的中国研究也不可能只停留在书本上，无论或好或坏，它总是要对现实产生一定的影响。起码就我自己而言，这似乎是无法选择的事情。我在布鲁金斯学会这样的智库工作，有很多的机会跟中美双方的官员和学者进行交流，因而我的研究自然而然会对这些人、进而对现实产生一些影响。但是，另一方面，这又可以说是我主动选择的结果。我时常发现，在中美政治和知识精英的沟通和交流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误解，这些误解对于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乃至中国和平发展的前景都造成了障碍。消除这些误解对中美双方都有好处，这也正是我致力于推动的事情。

你提到的这种角色冲突有时是存在的，尤其是当你面临一些极端主义观点时。一种极端主义观点完全从西方的眼光看待中国，认为中国应当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并由此对中国指手画脚，其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另一种极端主义观点则完全否定人类存在一些普遍价值，否认各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模式上存在共同性。这种观点完全无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其他国家的学习和借鉴，否认各国之间沟通对话的可能性和可取性，在实践上也是相当有害的。最近，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核心价值观念，正是对这种极端主义观点最好的回击。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 尽管其似乎在各类媒体上呼风唤雨,持上述极端主义观点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中国人和美国人还是能够以平和的心态看待彼此的分歧。这也是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能够取得巨大成就以及我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