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西方政治民主的“空谈误国”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是中国崛起的一条重要经验。其实，“空谈误国”也是世界各国治国理政的一条普遍规律，对西方国家同样适用。西方陷入今天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很大程度上也有“空谈误国”的因素。如果西方体制无法克服自己所患的“空谈误国”症，那么西方整体走衰的速度还将加快。

西方“空谈误国”症的主要症状有：

一、空耗内斗

由于西方国家“选举政治”的驱动，政客做事的主要考虑总是选举的需要。以深陷债务危机的希腊为例，尽管国家几乎破产，但各个政党还是为下一轮竞选而没完没了地打口水仗。希腊领导人去年竟然公开主张采用公投来要挟欧盟，一时使整个欧洲陷入紧张，但这些政客的真正目的只是为了国内党派间达成某种交易。难怪有西方学者这样评述希腊政治：“希腊发明了民主。但现代希腊却有可能给民主带来恶名。雅典的政客们争论不休，有可能使欧洲债务危机升级，对希腊、欧盟乃至世界经济整体产生严重后果。”

美国的“空谈误国”症也很严重。美国金融海啸本质上缘于金融监管失控和资本力量对体制的控制，但尽管危机当头，民主、共和两党却迟迟无法就应对危机达成共识，许多改革提案的讨论变成了马拉松式的扯皮。在金融海啸爆发的2008年，共和党使用或威胁使用了“阻碍议事”的方法，使80%的主要立法事项陷于瘫痪。这种空耗内斗至今仍未中断。英国《金融时报》去年曾发表题为《美国选择自我毁灭》的文章，惊叹“我们很难记起美国政治中还有比眼下更哀凉的时刻”，批评美国政客见利忘义，互拆墙角，甚至“希望经济尽可能糟糕”。

二、言而无信

西方模式一个普遍问题是政客喜欢开空头支票，但大都言而无信。日本经历了“失去的20年”，这也正是日本政坛走马灯一样换首相的20年，政客们竞相给出美丽的承诺，但落到实处的非常有限。西方政治制度今天的特点之一就是产生一大批能说会道但不能干的政客，日本是一个典型。前首相野田佳彦曾公开表示自己是“凡人一个，既非世袭议员，也没有雄厚资金，既不是帅哥，也没有卖点，但有一点让我引以为豪的是，在现有政治家中，我是街头演说做得最好的”。日本《大众周刊》一篇评论说：“如果实行美国式的竞选辩论就可以改变日本政治，我们只要有一群杰出的辩论家就行了，日本最不缺的就是这种人。国家政治混乱，不是这种人太少，而是这种人太多。日本现在需要的不是辩论家，而是实干家！”

四年前，美国总统奥巴马高喊着“变革”的口号入主白宫，但四年过去了，他兑现了多少承诺?华尔街还是我行我素，医疗改革仍然悬而未决;他承诺削减国债，但国债却从原来的11万亿美元增加到现在的16万亿美元。邓小平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调侃过美式民主的言而无信：“美国把它的制度吹得那么好，可是总统竞选时一个说法，刚上任一个说法，中期选举一个说法，临近下一届大选时又是一个说法。美国还说我们的政策不稳定，同美国比起来，我们的政策稳定得多。”2011年标准普尔降低了美国政府的信用评级，主要理由就是“美国政治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增加”导致了“对美国政治决策机制的信心下降”。美国盖洛普公司2012年6月的民调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美国公众对美国国会的支持率持续低迷，只有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