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主体观将成为头等重要的执政理念（2）

二、人民主体观在科学发展中的贯彻落实

“人民主体观”在科学发展中的贯彻落实，最为根本的是要突出强调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先进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绿色生态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把共产党人矢志坚持的社会主义理念贯彻到市场经济实践中去，建成名副其实的符合“公平正义、共同富裕”要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权和法治要求，健全协商民主制度，调整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重点，依靠人民的力量坚决克服和解决权力腐败和分配不公等问题。

中国要搞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产党领导以及具有人民主体地位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在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上体现为政府调控机制不同，还体现在公有制在所有制中的地位和比重不同，更为重要的还要在探索市场经济的功能作用、利益分配、生产组织和发展趋向上，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目前可以按照以下四原则对市场经济进行重塑：强化国有企业功能的公益性；提高劳动在企业监管和分配中的地位和作用；发展和壮大共同富裕型经济组织；利用资本的活力和效率同时防止资本负面效应的放大。比如既可以充分利用生产方式资本化和现代法人治理结构为市场经济带来活力和动力机制，但同时也可以考虑把国有企业改造成在性质和功能上主要服务于基础设施建设、民生需要和公共事业需求的公益性企业；除代表国家利益参与国际竞争的大型企业集团外，国企的大多数既可以具有竞争性和营利性，又可以具有公益性和民生性。

其次从市场经济的组织形态和运作机制上做到既兼顾社会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又可以兼顾劳动价值及其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也就是既发挥政府有规划的配置资源的制度优势并不断提高劳动者对企业公有资产经营过程中的监督权和分配权，不仅要提高劳动在企业分配中的比重，更为重要的是加大和完善工人阶级参与监督国有资产和保障劳工权益的制度保障。在资本市场和股份制的开放和完善方面，要更加增加国内市场和劳动者的参股比例；农业现代化和市场化的过程更加鼓励劳动联合体和合作资本的共同参与，根据各地实际发展需要和状况限制个人资本对土地流转集中经营的过分扩张。“重塑市场经济”是建立以劳动人民至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需要，也应该是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取向。共产党领导搞市场经济，应该而且能够做到具有上述这些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性。这些特性也是能够保留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追求和一切社会主义文化价值的经济基础。只有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才能保留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追求的群体性和公益性，使共产党领导的存在成为一种需要，而不是变质为不仅垄断政治权力更谋求超经济利润的一种权贵障碍，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追求的劳动权益的保障与资本活力的结合成为一种可能。

十八大报告对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有了明确的“路线图”。那就是中国政改的第二步是在坚持完善基本政治制度的取向上，健全甚至是创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的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探索的主要成就，是基本适应和服务于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在城乡建立了基层群众自治的中国特色民主制度，满足基层民众对“选举、决策、管理、监督”的需要，那么下一步中国政治发展就要向高层推进，建立党派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基层民主协商以及劳资协商、公私协商等各类协商对话制度，满足各阶层、各种利益团体对权利保障和涉及自身利益的政治参与的诉求。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各种利益主体的形成和维权诉求的多样化，要求制度建设必须适时跟进。健全协商民主，就是要为各种利益团体搭建一个平等对话、信息沟通和利益谈判的制度化平台，使经济社会建设领域发生的各种矛盾，通过沟通对话机制协商加以解决。可以预测，各种形式的协商民主的运作，会大大拓展中国民主政治的可作为和发展空间。健全协商民主是我国基层民主向更高一级的社会民主推进的信号，也是对党的十三大报告关于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曾有过的制度设计和承诺的践行。

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实际具有双重目标，一是服务和保障市场经济建设和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权利保障和政治参与积极性的需要；二是反权力贪腐、反脱离群众、反形式主义、反官僚主义的需要。一个是经济社会发展对政治体制提出的改革要求；一是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建设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的改革要求。健全协商民主制度主要是满足前一个目标的需要;解决腐败问题和脱离群众等问题，有两种成功的个案经验值得选择性借鉴。

一是我们党过去从延安时期就形成的依靠党性自律、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人民群众参与和监督的整党整风运动。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参与和监督，对解决党风问题和贪腐问题，经验证明非常成功有效;但目前各级党的领导集团是否还具有过去那样“真金不怕火炼”的硬功夫，需要做实事求是的评估。没有自身的硬功夫，采取人民群众参与整党的传统做法，无异于“泥菩萨过河”。用力过猛，至刚易折。打铁确实还需自身硬。但“假李逵反不了真李逵”。体制性腐败靠党自身整顿难于解决问题，必须借助于外力。这个外力，实质是党的真正新生力，就是人民群众的力量。“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就不敢懈怠；只要人人负起责任，就不会人亡政息。”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普遍难以解决的权力贪腐问题，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无疑是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历史上任何执政党的最本质的特征和最显著的标志。但把群众参与的做法引入新时期整党整风，最需要改进的是与人权和法治建设相结合。保障人权和法治化的群众参与能从根本上避免领导人意志造成的无法无天、有法不依和以权乱法等问题。要充分借鉴依靠法治保障权利、自由平等和重视程序性、规范性和制度化等现代依法治党的经验，把人民参与、保障权利和程序正义有机结合起来，创造一种既超越传统整党经验又超越现代以法治程序正义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的新模式。

二是借鉴新加坡运用“形式民主”与“形式法治”，实现可持续执政的经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运用民主与法治作为执政工具，不仅解决了执政的形式合法性问题也解决了与党治权威并存的结合问题，而且实现了执政党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和服务民生的制度化。把民主与法治作为一种执政工具加以熟练掌握和运用，并实现长期可持续执政，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建设的最核心精义。新加坡实行多党竞争议会普选制度。尽管人民行动党实际操纵选举规则的制定，利用选区的划分和人民议会制度服务于党的胜选需要，但既然是一种竞争选举制度，就会有选票的压力，要让民众把手中的选票投给你，必然迫使党议员与基层民众建立密切的联系和服务民生的关系。人民行动党议员办公室的周接待制度和家访制度，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制度和利用人民协会服务社区居民制度，都把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和服务民生落实到制度层面，切切实实地实现了常态化。人民行动党中央党部不过十几个人，办公小楼是一个不起眼的二层建筑，它的党员和组织活动都在基层和政府之中，在人民大众之中，在基层选区之中。这种基层化和通过政府执政的党治，为人民行动党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坚实的可持续执政基础。新加坡还通过最高领导人的以身示范、强有力的独立反贪调查机构、独立司法和公务员体制以及力度极大的高薪待遇、具有廉政保证金性质的中央公益金制度、具体详尽的公务活动规定和公开透明的财务制度等一系列形式法治的制度设计，形成了不利于权力贪腐发生的制度保障体系和有效打击机制，成功解决了东南亚国家普遍存在的权力贪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