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是陷阱还是困境？

自从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以后，学术界、媒体等各个方面围绕这一概念，就世界范围内特别是我国转型期的情况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大部分国家则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如果仔细分析“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提法，笔者认为它是经不起推敲的。“陷阱”原指猎人狩猎时挖的用于捕获猎物的深坑，上面浮盖伪装物，踩在上面就会掉到坑里，后来用于比喻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害人的圈套。“中等收入陷阱”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呢？人类显然不会主动为自己设置陷阱。如果是自然的早已客观存在的陷阱，有两种情况：一是必然要出现的，二是偶然遇到的。“中等收入陷阱”若是必然要出现，说明它带有规律性，任何人都回避不了，如果陷进去了，说明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还没有把握。那么，我们研究的应该是这个陷阱在哪里，如何发现并尽快找到它，让后来者不至于继续掉入其中，让社会能够继续健康平稳地发展下去，而不是把重点放在怎样规避、跨越这个陷阱上，也就是说，病因都未清楚，岂能忙着开药方。现在的问题是还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病。

“中等收入陷阱”真的像一些学者所讲的是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积累了太多的问题，又无力予以解决而突然形成的“陷阱”吗？我以为这种理解也是站不住脚的。有学者认为，通常来说，一个国家发展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低收入到下中等或中等收入阶段，由于利用“后发优势”和“对外开放优势”，比较容易实现一段时期的高增长。第二阶段是从下中等收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这一阶段为重要的经济社会转型期，如果转型失败则可能中断经济起飞，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从1995年之后就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下中等收入阶段。第三阶段是向高收入或发达经济体过渡。大家认为，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要从经济入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我们越来越理性，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智慧，中国绝不会误入“中等收入陷阱”。

厉以宁先生认为，在任何阶段都有陷阱，最大的陷阱、最多的陷阱是低收入陷阱，不是只有中等收入阶段才有陷阱。中国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是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还有学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只是假说，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中等收入国家都会掉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例，而不是通论，并非魔咒。现在处于低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包括老挝、埃塞俄比亚，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是泰国、马来西亚，处于“高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有文莱、科威特、沙特阿拉伯。打破这三类陷阱的关键在于摆脱过分依赖外在因素，经济增长需要内生化。

综上，从“中等收入陷阱”是通论，是世界普遍现象，不是个案，到“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例，不是通论和普遍现象；从陷阱只为中等收入阶段所独有，到陷阱贯穿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这些观点彼此之间有很大的分歧。但分歧之外也有共同点，一是承认“中等收入陷阱”说，二是不要把它人为夸大，“中等收入陷阱”只不过是一个发展阶段或整个发展过程中的特殊现象，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及时地发现陷阱，准确地识别陷阱，智慧地避开陷阱”。

发展固然需要付出代价，但是事物在阶段性的发展中普遍地出现“陷阱”，显然不合常理，而且事物发展的阶段性极少以“陷阱”的方式出现。如果是因为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积累了太多的问题，因无力解决而突然形成“陷阱”，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这样的认识忽视了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即矛盾和问题本身也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即使解决不好动力与阻力的关系问题，也不一定落入“陷阱”。从事物发展的阶段性和过程论，从突变与渐变的关系，从解决各种社会经济矛盾可能形成的动力和阻力来讲，“中等收入陷阱说”也不能自圆其说。

笔者建议用“中等收入阶段论”或“中等收入困境论”代替“中等收入陷阱论”，以此提振人们努力解决社会问题、持续推动社会进步的信心，正确引导人们将对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的研究不断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