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半解的道德

惯于从道德的角度看问题，恰恰是道德泛化的结果。与其说这是一个道德事件，不如说是一个突发事件；与其说这个事件体现了人的道德差异，不如说呈现了人们对待突发事件的不同反应。

4月5日，在吉林省长春市某蔬菜水果批发市场上演了“冷漠和温暖交织的一幕”：一名老人买菜后突然摔倒，躺在地上，人事不省。市场内的监控录像显示，围观市民迟疑一阵后纷纷从老人身上跨过离开，在120急救人员赶到前，12分钟内共有178人从老人腿部跨过，只有1名白衣女子留下照顾老人。虽然后来有报道指出此消息有不实之处，但记者的提问仍然值得人们深思：“如果你在现场，是上前施救，还是跨过老人身体离开？”

这看上去是一个很尖锐的提问，但其实只是一个无从验证的假设。回答上前施救的，可能真会去施救，也可能不，虽然真实的答案只有自己的灵魂才知道，却似乎因此便在道德上比那“178人”高出一大截。不那么聪明的人，只好如实回答“吾从众”，免不了被人骂“自甘堕落”，或者“傻得连漂亮话都不会说”，虽然会不会说漂亮话，与道德素质的高低并无必然的对应关系。

从舆论反应来看，这个案例好像又一次触痛了人们发达的道德神经。看看，看看！178比1，难道不正是世风日下、道德沉沦的最新注脚吗？但在我看来，惯于从道德的角度看问题，恰恰是道德泛化的结果。与其说这是一个道德事件，不如说是一个突发事件；与其说这个事件体现了人的道德差异，不如说呈现了人们对待突发事件的不同反应。

一个老人在公共场所突然摔倒，无疑是一个突发的意外事件。当此之时，相信很多人都像在场的那178个市民一样，首先是“吓了一跳”，然后是“不知所措”。你知道他是什么原因突然摔倒呢？即使你具备一定的医学常识，你对自己会不会鲁莽地“上前施救”就有足够的把握吗？在这名老人被确诊为因突发脑梗塞而晕倒之后，又有几人从此能够做到科学地应对这种意外呢？作家余华在《纽约笔记》中说：2011年12月3日，我与一位美国编辑吃午饭，侍者不小心打翻了一瓶水，弄湿了我挂在椅子上的外衣。领班前来道歉，拿着白色餐巾请我自己擦干，同时解释如果他们替我擦干的话，我可能会指控他们弄坏了我的衣服。倘若戴上道德眼镜，则美国人简直是岂有此理，而且毫无道德可言。但事实上，这也只是一起突发事件，与道德无关。

即使对处置突发事件中的科学要素不予考虑，那么，是否只要怀着一颗善心，就可以无所顾忌而勇往直前呢？如果你这样做了，却不幸“中招”，遭人讹诈，人们就送你一个“轻信”的判语。假如别人这样做了，结果被证明安然无恙，而你却“跨过老人身体离开”，人们又送你一个“冷漠”的评价。在情况不明、风险不易确定的场景中，两害相权取其轻，“轻信”可能使自己立刻陷入困境，而“冷漠”则可以暂时自保。我这不是在鼓励“冷漠”，我只是指出了一般的人性人情，尽管它很平庸。

套用“徒法不足以自行”这句俗语，或许也可以说徒善不足以自行。善与善行从来不是高屋建瓴、一泻千里，而是在与恶、与平庸的较量中才得以延续、成长。世上有没有行善而绝无风险的事例呢？在孟子时代，连“嫂溺援之以手”，也不免“男女授受不亲”的风险。西汉有一个叫卜式的，是个养羊专业户，发了大财，上书汉武帝要把自己的一半家产捐出，以助国家对匈奴作战。皇帝派使者一问他“欲为官乎”，二问他“家岂有冤，欲言事乎”，总之是不信他的拳拳报国之心。皇帝身边的大臣也不信，说“此非人情”，这是个“不轨之臣”。结果卜式被留置了数年才回到老家。如果理想的道德家坚持认为，不习水性的人也应一个猛子扎下去救落水者，否则就是贪生怕死，那就叫人无话可说。

很多人乐于批评政府处置突发事件时举措失当，实则自己也未必就更高明。而当突发事件被推上道德的审判台，则连事件的本质及其意义也往往被遮蔽。在长春的案例中，留下来照顾老人的女子自然令人钦佩，而事件刚发生便打120急救电话的摊主，或许更代表着处置同类事件的正确方向，但如今，这种人物存在的重要价值常常被埋没。如果道德谴责的魔杖可以指向表现平庸的178名市民，市场管理者又有什么理由置身事外？老人摔倒在市场，打120的是摊主，照顾老人的是顾客，市场管理者又做了些什么呢？一个自称事发不在场、事后很感动的市场管理者，写了一篇赞美白衣女子的小短文，据说还要广为传播，“希望把这种正能量传递给别人”。

作者系北京青年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