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美化的西方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不是什么玄妙的东西，而是某种社会治理方式。只要存在国家、存在社会，就会出现适应其需要的社会治理方式，就会形成某种政治文明。西方政治文明的核心是“西方民主制”，它符合欧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有力推进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形式，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但近百年来，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因其国力强大，头脑膨胀，滋生了“救世主”狂想，把仅适用于部分国家的社会治理方式美化为“普世价值”，向全世界强行推销，甚至不惜发动侵略战争，给世界许多地方带来灾难和痛苦。这种近乎疯狂的作为促使人们冷静下来，去透视这种“普世价值”，还其本来面目。

一、柏拉图的怨恨

西方民主制源自古希腊的雅典民主。雅典民主是在一个城邦中实行的很粗糙的民主。即使在这么小的一个城邦中，占人口大多数的妇女和奴隶都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只是由男性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通过大声呼喊或投票，决定宣战与媾和、法庭终审等重大事宜。然而，这些拥有平等投票权的男性公民良莠不齐、贫富悬殊。他们投票作出的决定有时是相当荒唐的。例如，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苏格拉底就被他们认定为有“腐蚀青年思想”之罪，判了死刑。

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对此非常怨恨，强烈指责雅典的民主制是“暴民政治”。柏拉图是比孔子晚生124年的大思想家，他在西方民主萌芽时期就看到了其内在的缺陷。他认为，人的智力、品行和能力是有差异的，而古希腊的民主制否认这些差异，让所有男性公民一人一票决定国家大事。这样的民主，有可能导致像杀害苏格拉底那种悲剧的暴民统治。

后世的思想家针对西方民主理念，也有过一些深刻的反思。主张“主权在民”的法国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有这样的分析：假设一个国家有一万公民，按主权在民的思想，每个公民可以享受到主权的万分之一；如果是十万公民的国家，每个公民只能享受到主权的十万分之一。依此类推，国家越大，人口越多，每个公民享受的主权就越少，民主效果就越差。卢梭本人没有找到解决国家越大、公民主权越少、民主效果越差这一难题的办法。无奈之下，他得出了悲观的结论，认为只有人口少、贫富差距不大的国家，才能建立理想的民主社会。另一位重要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也认为，民主政体“只适合于非常小的国家。即使如此，也会出错”。

哈耶克是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大师。他把民主严格界定为一种决策程序、一种政治手段，而不是终极价值。他说，只有人的自由，才是终极价值。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哈耶克写道：“我们无意创造一种民主拜物教。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过多地谈论和考虑民主，而没有足够地重视所要服务的价值。”

哈耶克说得很有道理。西方社会确实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忘记了柏拉图的怨恨，也不重视民主所要服务的价值，只醉心于制造一种“民主拜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