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美化的西方政治文明（2）

二、爱因斯坦的论断

爱因斯坦是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爱因斯坦还是了不起的社会科学家。他揭露了金钱对选举的控制，推进了人们对西方民主制的认识。

西方民主是靠资本的乳汁喂养的。换句话说，当今的西方民主，是资本主导的民主，是大金融财团控制的民主。西方民主的这种本质，早就被爱因斯坦批判过了。他在《为什么要社会主义？》这篇文章中写道：“私人资本趋向于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这样发展的结果，造成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它的巨大权力甚至连民主组织起来的国家也无法有效地加以控制。事实的确如此，因为立法机构的成员是由政党选出的，而这些政党要不是大部分经费是由私人资本家提供的，也是在其他方面受他们影响的，他们实际上就把立法机构和选民隔离开来了。结果是，人民的代表事实上不能保护人民中无特权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此外，在目前的条件下，私人资本家还必然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情报和知识的主要来源（报纸、电视广播、教育）。因此，一个公民要得出客观的结论，并且理智地运用他的政治权利，那是极其困难的，在大多数场合下，实在也完全不可能。”爱因斯坦关于西方民主是“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的论断一语中的，西方民主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以证明爱因斯坦的正确论断。

比如，民主的前提是人的平等，而人的平等必须以人的独立性为基础。资产阶级革命打破封建等级制，追求人的独立和自由，这是很好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多数人真的有独立性吗？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独立性是“以对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马克思说的“物”，就是生产资料和金钱。如果社会上大多数人没有生产资料，没有足够的可以自由支配的金钱，他们的独立性就是虚幻的，因为他们必然要依赖拥有“物”的少数私人资本家。金钱决定一切的冷酷现实已经使民主的前提荡然无存。

再比如，民主的本意是“人民做主”。但西方民主从投票选举、组成政府，到制定和执行法律、政策，真正做主的从来不是人民大众，而是少数金融寡头。以西方的选举为例，所有参选总统、州长和议员的人，都要按规定缴“保证金”。如果在竞选中得不到一定的支持率，保证金要被没收掉。当然，如果是某个政党成员，其参选得到党的支持，政党会给予参选补助费。问题是一个国家有很多选区，政党给每个参选党员的补助费加起来是一个庞大的数字。除了财力雄厚的全国性大政党，一般小党是不敢参与全国逐鹿的竞选的。可见，仅仅是参选保证金这个关口，就把千百万平民百姓阻挡在组党参选的大门之外。

西方民主的选举过程都很长，开销也甚巨，这足以拖垮财力有限的政党，从而保证选举过程完全垄断在大金融寡头手中。在美国，真正能操控选举政治的大财团数量并不多。大选期间，“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十分活跃，这种委员会可以无限额地接受捐款，为特定竞选人提供资助。这为大金融寡头操纵选举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美国的民主制，实际上是金钱民主制，是爱因斯坦说的“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美国的统治者对此心知肚明。曾经帮助威廉·麦金利赢得1896年总统大选的马克·汉纳就吐露了这种民主的要义。他说：“要赢得选举，需要两个东西。第一是金钱，第二我就不知道了。”

美国总统几乎成了富豪们的“专利”。有人把首任总统华盛顿说成是一个出身卑微的农民。其实，华盛顿的父亲是大庄园主，拥有1万多英亩土地和49个奴隶。华盛顿本人，也曾被《福布斯》杂志列为当时“美国400富豪”之一。第十六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经常说自己年轻时多么穷困潦倒，实际上他父亲是肯塔基地区的一个大地主，拥有600英亩农场和大量城区土地。

历史学家统计过，从1860年到2008年历次大选中，竞选经费占优的一方几乎都获得了胜利。例如，1860年大选，共和党筹得10万美元，民主党筹得5万美元，结果是共和党候选人林肯获胜。2008年奥巴马和麦凯恩对决时，民主党筹得6.41亿美元，共和党只筹得3亿美元，自然是奥巴马胜出，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

美国的选举，已经成为比赛奢华的政治游戏，竞选经费不断创造新的纪录。1980年大选花费1.62亿美元，到1988年翻了一番，达到3.24亿美元。2000年，猛增到5.29亿美元。2004年再创新高，达到8.81亿美元。2008年美国大选，足足花掉24亿美元。

对于捐款选举的大财团来说，选举过程就是投资过程。风险肯定是存在的，但回报会很丰厚。某个政党的候选人一旦当上总统，就会立即回报他的金主恩人。最直接的手段是官职分配，按政治献金的多少，把大小官位分配给各大财团。在美国，1953年到1980年的几届政府中，担任过国务卿、财政部长和国防部长等重要职务的有23人。其中，有18人是大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或高级董事，其他5人是大牌律师。杜鲁门总统任命的120名高官中，49位是银行家和实业家，其他人也都与大财团关系密切。艾森豪威尔首届政府中，共有272名高级官员，主要来自86家大公司。

议员当选也要报恩，西方国家的议会运作机制就是为了方便议员报恩设计的。以美国为例，法案要进入议会议程，首先要经过议院的常设委员会。有利于大财团的法案会优先得到审议和通过，不利于大财团而有利于人民大众的法案往往会被无限期推延。这种常设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是选举产生，而是根据各政党的实力，也就是根据各大财团的实力进行分配。有了这样的运作机制，就可以使大财团的利益得到国家法律和政策的保障。

各国议会对法案的审议和通过时间往往设有期限，目的也是为了预防不利于大财团的法案获得通过。大财团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就自然反映在议员们的争斗之中。有时候，不利于某个大财团的法案会冲破常设委员会的关口，提到议院大会上进行审议。这种情况下，这个大财团豢养的议员们就会用辩论和投票的诡计打掉这个法案。

按照议会规则，法案审议通过有时限，但对议员的演说和投票时间没有限制。1908年，参议员拉福特为了反对一个法案，连续演讲了18小时，他的一个同党议员也连续演讲了12小时，使该法案因超过表决时限而被废。日本议员除了马拉松式演讲外，还创造了“牛步投票法”，用来反对他们不喜欢的法案。他们利用议会没有限制投票时间的规定，把前往投票点的脚步放得奇慢，甚至一个小时才往前走一步。这样一来，往往是超过了法案审议截止时间，他们还没有投票。

如果报答大金融财团的法案难以通过，实行西方民主的政府甚至会动用残暴手段来强制通过。1960年5月，日本与美国修订《日美安保条约》，遭到日本人民抗议和反对党抵制。执政的自民党就指使其议员挑起同反对党议员的冲突，政府随即出动500名警察，强行把反对党议员赶出议会大厅，由清一色的自民党议员审议。仅用15分钟，《日美安保条约》就获得了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