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慢”增长的多维观察（2）

视角之三：“三驾马车”的动力

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尤以投资和出口的贡献最大。现阶段，中国经济由于美国金融危机和房地产调控等因素的影响，投资与出口都不乐观，经济增速同比下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出口增速的放缓与投资规模的缩小还将持续，整个中国经济因而将从发展的快速道转向慢速道。

第一，未来投资增长速度下降的可能性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投资率逐步上升，1978-1990年平均为35.45%，1991-2000年平均为37.8%，2001-2010年平均为42.33%。特别是2001年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快推进，以及房地产市场的逐步升温，投资率上升较快，2008-2010年分别为43.9%、47.5%、48.6%，2006-2010年平均为44.7%。从2008年的国家统计数据中47.5%的投资贡献率远高于逐步下降的43.5%的消费贡献率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属于投资驱动型。更有甚者，在美国金融危机的2009年，我国的投资贡献率达到91.5%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09年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投资拉动的。而这样一个明显高于金砖四国平均水平的投资贡献率也带来了宏观经济失衡的隐忧。

在基础配套设施还不完善的改革开放初期，大量的投资确实对经济起到了正面刺激的作用。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巨额的投资开始使得经济偏离正常增长而走向过热。尤其是在政府热衷于招商引资的前提下，各地方争相发展类似的产业造成产能过剩。同时基础设施建设严重超前于经济发展，资金紧张以及高铁事故等因素都使得基础建设投资减速。更为突出的是，在房价成为生活中“难以承受之重”后，国家对房地产行业进行了严厉的调控。从目前国家希望房价合理回归的意图来看，房地产调控政策短期内不会放松，那么固定投资中的房地产建设投资会继续放缓。数据显示，今年1～5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20.1%，创出2003年以来新低③。而2008年的4万亿投资之后，国家再继续进行大量投资的空间已很小，对投资的综合效果是增长将显著放缓，也即整个中国社会将迈入一个“慢”阶段。

第二，出口增速趋缓。长期以来中国的汇率受到管制，为了出口创汇，汇率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相对贬值的状态，这就导致了大量企业有动机出口，同时国家为出口企业制订的各种优惠措施也降低了企业的成本，这就更进一步地激励了企业出口。从国家的外汇余额来看，中国人民银行今年3月末的外汇储备余额达到33050亿美元，这说明中国在加入WTO后的贸易政策确实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在外贸不断发展和深化的同时，中国与主要出口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也愈演愈烈。

随着欧洲各国深陷债务危机，中国对欧洲的出口额呈现下降趋势，其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从2008年的20.50%下降到2011年的18.74%;美国还在次贷危机的泥沼中挣扎，因而中国出口美国的占比也从2000年的20.92%下降到2011年的17.08%。这些数据都表明，中国的对欧美等主要国家的出口在缓慢下行，而疲软的出口势必影响到经济增长。

在国内通胀压力明显以及国际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不止的情况下，人民币在2012年继续升值，并于最近达到6.29的新高，这导致出口企业的价格优势在缩小，与此同时，国内的通胀又导致劳动力成本攀升，这种双向挤压使得出口企业的盈利情况迅速恶化，最终使得中国出口的产品不再具有以往的价格优势，进而导致出口的增速放缓。

第三，消费乏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消费率呈下降趋势，1978-1990年平均为64.86%，1991-2000年平均为60.16%，2001-2010年平均为52.94%。2007-2010年消费率低于50%，分别为49.5%、48.4%、48.2%、47.4%，2006-2010年平均为48.88%④。与世界消费率平均水平比较，中国的消费率不仅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根据世界银行资料，2000年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5.3%，其中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消费率分别为77%、74%和78%。同期，我国消费率为60.16%。从较长时期的平均水平看，中国消费率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幅度更大。20世纪90年代，世界平均消费率约为79%，而我国仅为59.4%，相差近20个百分点⑤。

中国消费率偏低有多方面原因，主要包括：第一，GDP初次分配结构中劳动者报酬比重不断下降;第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最终分配中的比重偏低;第三，城乡居民的平均和边际消费倾向均呈下降趋势;第四，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制约消费率提升;第五，公共服务水平低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影响居民消费预期。

总而言之，随着投资与出口这“三驾马车”中的两者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的下降，加之消费率不高，中国的经济增长很难维持过去10%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不可避免地放慢。

视角之四：中等收入陷阱

今年6月份，中国国家统计局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人均GDP排名世界第89位⑥。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已经处于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国际经验表明，跨进5000到15000美元人均GDP的发展中国家都会遇到“中等收入陷阱”，并导致自身在追赶富国的道路上有所停滞。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拉丁美洲各国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都是典型的例子。少数几个即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如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中国台湾和90年代的韩国，都会面临着经济增速的显著放缓。这三个国家和地区经历了20年到30年的高增长时期，但随着这些经济体逐渐成熟，由于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以及经济总量本身的增加，三者的经济增长率均从9%左右降至5%左右。

上世纪70年代日本的情况与中国现阶段的状况相似性。日本从1955年到1973年保持了长达18年的长期高速增长，而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到上世纪70年代初，日本的经济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二，人均GDP为4000美元;而现在的中国其经济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二，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那个时候的日本也是在“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体制下”，实现了大路货生产的世界一流水平，但是诸如计算机、高级精密仪器、精密车床、高级汽车等还是无法与欧美国家相比;同样，现阶段的中国钢产量、煤产量以及中低档家电产品、劳动密集型的服装产量等都是世界第一，但是在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产品上却没有优势。

在经济增长方面，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的增长模式也是粗放型增长，且依靠设备投资和出口牵引，现阶段的中国则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来拉动而内需不足。由于第一次石油危机，导致国际资源价格暴涨，这加快了日本的产业结构升级，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实现产业结构软化、服务化和高附加值化的进程。而现在的中国同样面临着资源价格上涨的难题，也同样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与转型。由于经济总量的上升、内需的疲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发展模式转变等原因，当时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下滑至5%。那么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面临国内通胀恶化、由于人口红利的消失而导致的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内需同样疲软的时候，经济增长率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因而中国将不得不面对一个增速下降的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