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领导人的腐败影响（2）

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官员腐败的特点与社会影响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官员贪污腐败的特点主要有：一是层次高，勃列日涅夫本人就乐于收受各种礼品，他的家人也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索贿受贿。一些被勃列日涅夫提拔起来的亲信，那些曾与他共事过的下属，还有他的“乌克兰老乡”，那些握有职权的省部级官员，以及官员家属，都仿而效之。二是贪污受贿案值大，案由多样，可谓什么都干。而出了事，特权身份以及关系网又有可能帮他们“摆平”。三是牵涉面广。各个行业和各种职能部门，只要需要都能用钱或者权力来“摆平”。四是情节恶劣，给国家带来严重损失，在社会上产生恶劣影响。为了个人利益，一些人甚至干预国家内外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使国家在经济上以及对外关系中蒙受损失。

在身份上看，勃列日涅夫时期贪污腐败的官员基本上都处于“特权阶层”。故此，他们的腐败行为对当时以及后来苏联社会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第一，党员干部的贪污腐败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带来思想混乱，动摇了苏共执政的社会基础，造成官员与群众之间的矛盾甚至对立。贪污受贿之风不仅污染了全党，也污染了全社会。为了牟利，那些贪官往往形成较为封闭的、由自己人构成的“圈子”，他们脱离群众、欺上瞒下、损公肥私。贪污受贿等行为又对党内风气造成了致命的影响，引起群众的愤慨和憎恨。于是，苏联党和政府不再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成了高高在上的拥有既得利益的特权阶层的代表，甚至贪污腐化、不劳而获者的化身。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

第二，影响了改革进程，给后继者留下一个“烂摊子”。影子经济、黑市交易这样的贪污犯罪行为活跃，给社会健康发展带来极坏影响，“停滞”与“短缺”成为勃列日涅夫后期的代名词。勃列日涅夫逝世后，安德罗波夫要先着手处理像谢洛科夫腐败案、丘尔巴诺夫贪污案、乌兹别克黑手党案等腐败案件。安德罗波夫病逝后，有的腐败案件停止查处，有的案子来不及了结，苏联就解体了。这些情况对于“后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的改革而言，十分分散精力，影响了其他工作的进行。

第三，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失。勃列日涅夫时期的 “巨贪”如同一个个“硕鼠”吞噬着国民的财富，甚至与西方国家那些操纵国际油价以及黄金、钻石等的资本“大鳄”沆瀣一气，里应外合，对苏联的国际贸易以及外交关系带来的损失难以计算。更为重要的是，那些身处特权阶层、精英阶层的官员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了使自己手中的财产完全私有化和合法化，一些高官希望国家转向资本主义轨道，极力推动社会制度的变革乃至“革命”，对苏联解体起到催化作用。最终在苏联的“丧钟”里他们收获了原本不属于自己的财产，并继续利用“私有化”等手段侵吞国家财富。

第四，授人以柄。列宁和斯大林对党的干部的责任与义务早有论述，对官僚主义、贪污腐败现象也有明确的态度，苏联的法律对党的干部与政府官员的行为也有严格规定。但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腐败行为成为西方反共、反苏人士的把柄。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于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西方政界、学界的一些人不惜歪曲事实、夸大特权，大力渲染苏联社会的特权阶层，以达到丑化苏联党和政府的目的。这些现象损害的不止是苏共领导人、苏共、社会主义苏联的形象，还波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甚至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苏东剧变，其部分原因也有民众对党的领导人以及官员作风的腐化堕落严重不满。

三、 教训深刻：执政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廉洁自律

中国有句谚语：“上梁不正下梁歪”，与之相对应的俄罗斯俗语是“鱼从头上烂”。勃列日涅夫自己树立了一个可耻的“个人榜样”，他的家庭成员以及他重用的亲信的腐败行为，使得他执政时期成为苏联历史上腐败行为风气最甚的一个阶段。

1.“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领导干部应洁身自好。在勃列日涅夫看来，无论是影子经济的存在还是劳务工作的掠夺行为，以及官员行贿受贿，都是正常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勃列日涅夫自己的行为成了周围人最有效的“示范”，也带坏了社会风气，使得贪污腐败不仅横行无忌，还令那些想查办的官员遇到种种障碍。就此意义说，勃列日涅夫本人对当时腐败的盛行、社会风气的败坏负有很大的责任。

2. “屋漏在下，止之在上”：抓党风建设必须从干部自身做起。勃列日涅夫去世后，“改革”已经成为勃列日涅夫的继任者必须面对的事实，安德罗波夫正是从整肃纪律、惩治腐败入手，开始了“改革”，这也是对勃列日涅夫时代贪污腐败盛行，引起社会情绪极大不满所作出的明确反应。就任总书记不久，在一次谈话中，安德罗波夫再次表达了自己对经济混乱、劳动纪律松懈、贪污受贿等情况的忧虑，并承认，贪污受贿已经牵扯到许多上层领导人。

“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很显然，安德罗波夫是想用惩处贪污腐败作为改革的突破口，重树党风，改变党员干部的形象，解决群众期待的诸多社会问题，他所掌握的大量贪污腐败材料也使得他断定，这项工作必须立刻着手。

需要明确的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尽管从上到下贪污腐败一路盛行，但并非“人人皆腐”。在一些历史及政论著作中，谈及苏联的腐败，就一定要说特权阶层。没错，处于特权阶层的很多官员都涉嫌腐败，有的虽然没有因腐败发案，但却在戈尔巴乔夫年代进入“精英阶层”，成为摧毁苏共和苏联的急先锋。不过，从总体看，当时的官员可以分为三个范畴。一是前述那些贪污腐败之流。二是一些领导人，如安德罗波夫、雷日科夫等领导人生活简朴，十分自律。在中下层党员干部乃至普通党员群众中，也有部分人自觉抵制贪污腐败，向管理部门反映或控告腐败分子的违法行为，因此，当时对一些触犯法律或者反映强烈的贪腐案件进行了处理。最后一部分人，便是“沉默的大多数”，对政治的冷漠与对一些领导人的失望，使他们渐渐远离政权。国内学界对苏联当时社会现象与社会心理的分析已有不少成果，本文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