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一个真相,就是权利、利益的博弈。
社会生态的恶化需要各方面的制度设计和生态重建来消除。在社会博弈中,如果只是一部分人赢,没人愿意一直按这个游戏规则陪着“玩”下去。而在分配权利、利益的博弈中,修改旧的、不公平的游戏规则,回应现实的挑战,这就是“改革”的重要含义。
2013年,中国也许已经站在一个新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起点。从某种意义上,进一步的改革,无论是对于执政党,还是整个社会,以及30多年来的改革进程,本身就是一种“自我超越”。它包含责任意识、制度设计本身以及进行制度设计的思维的超越。
除此之外,文化、道德等层面的反思、改变,也需要被放到一个重要的地位。
《南风窗》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他的思考,提供了一种关于社会博弈的制度设计,以及如何走出整个社会的生存游戏困境的方法论。
该听一听哲学家怎么说。
制度设计是“好社会”的前提
《南风窗》:从天空往地面看,可以更能全面地看到地面上的一切。哲学家的思考大概可以说是从天空往下看。您一本极具原创性的关于“政治该怎么玩?”的书,其中一个关键词是“坏世界”。像强者通吃、官吏滥权、道德沦丧等显然就是一个“坏世界”的特征,或者范围缩小一些,一个社会如果这样,肯定是糟糕的。可以观察到在弱者被剥夺的时候,强者其实也不安全。您是怎么把握这样一个“坏世界”或“糟糕的社会”的?
赵汀阳:你所指的是《坏世界研究》这本书。我所谓的“坏世界”指的是有可信证据所记载的所有社会,并非特指当下的现代社会。人们可以想象缺乏可信证据的“美好的”远古社会,但很可能并不真实,只不过是理想倒映为传说。从古代社会到现代社会,其实都是尚未摆脱残酷性的社会,都是以“战争”为基本隐喻的坏世界。
《南风窗》:放在一个社会内部,比如现在的中国,“战争”的隐喻可以表现为利益冲突、群体事件等。也有地域歧视、身份歧视、偏好的冲突这些东西。
赵汀阳:是这样,坏世界之坏,不只是制度问题,而是整个生活游戏的问题,包括游戏规则,即各种制度、博弈者的品质、思维定式、实践运作、价值观和思想方法论。这些综合性问题还原为制度问题后,依然得不到充分解释。正如可以观察到的,同样制度下的不同国家,人们可能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
当然,指望制度变革去改善处境是最基本的,制度相对比较可设计,而人性、道德和思维方式却更具惰性,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而且,好制度虽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至少能够减少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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