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民、阶层互信是“好社会”前提（3）

赵汀阳：不得不说，即使在充分市场条件下，“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方式也仍然是适得其反的追求，反而不可能达到“可及利益最大化”的理性最优目标。人们所熟知的“3个和尚”的故事几乎蕴含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各种困境，包括“搭便车”、“公地悲剧”和“囚徒困境”。

《南风窗》：所以，这也是一个从个人的角度看起来理性，但整体来看是非理性的思维和实践方式。它是如何导致一个社会“变坏”的?

赵汀阳：可以这样看，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思维模式在现代初期获得巨大成功，那是因为一部分人或国家拥有他者暂时无力仿效的博弈优势，但是，等到他者有能力模仿成功者的策略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就变成了自我挫败的策略。他人的仿效是任何一种行为的试金石，可以用来证明一个行为是否能够保证稳定可信的成功。这种“模仿测试”的效果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互联网和知识共享的信息社会里特别明显，立竿见影。

《南风窗》：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人们一边在按一个坏的规则博弈，同时想修改它。这种情况下，最好的思维是什么?要如何做才能避免那种强者通吃，最后大家鱼死网破的局面?您提到了“反最大化原则”，它在现实中可以如何展开?

赵汀阳：困难在于找不到足够强大的“必然诱惑”能够使人愿意放弃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思维方式，具体地说是两个基本困难：无法克服“较小的排他利益优先于较大的非排他利益”和“较小的眼前利益优先于较大的长远利益”的诱惑，这两个通常是扛不住的。

不幸的是，导致符合帕累托改进的更优合作最终流产的理由似乎比较符合人的本性，正如霍布斯早已论证的，安全，尤其是当下安全，是人的第一追求，其它都可在所不惜。这暗示着，人很难牺牲既得利益和眼前利益去获取更大的长远利益。

《南风窗》：但如果一个人，一个集团，一个社会还有理性，那应该清楚，不牺牲既得利益和眼前利益，要获取更大的长远利益，可能是很难的。

赵汀阳：所以在理论上似乎还是有一线希望的。我所看到的一线希望是，知识和信息越来越对称的状况有可能使得“策略模仿”形成强大的博弈压力，对单边主义的思维方式形成越来越大的挑战，最终有可能迫使人们只好承认他者的存在论核心地位。

官民、阶层互信是“好社会”前提

《南风窗》：您曾经提出过一个在我看来特别能够警醒人们的洞察：我们生活在其中这个世界，并不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世界恰好是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的产物，是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把这个世界给搞成这个样子。

所以也可以说，今天中国弄成这个样子，其实也和每一个人、每一个阶层把对方假定成“坏人”有关。比如，官员把老百姓假定为刁民、富人把老百姓假定为暴民，似乎想着就是要“打土豪分田地”，而老百姓则把官员假定为就是贪官，把富人假定为就是吸血鬼，然后想开溜。这种认为对方是“坏人”的相互假定和极度不信任，显然也是情况变坏的原因。如何化解?

赵汀阳：观念和知识倒映为现实，这是人类生活一个公开的秘密，是精神政治的一种艺术。奥古斯丁所谓“相信以便理解”或许是“观念倒映现实”的最早自觉表达，康德甚至指出信念能够成为“自动实现的预言”。关键问题是：什么导致人宁愿相信什么，或者说，宁愿选择去相信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