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民、阶层互信是“好社会”前提（2）

现在处于新均衡前的焦虑

《南风窗》：中国社会现在是问题成堆，也一直在想着用“政治改革”、“社会改革”、“道德重建”等去解决，但似乎都进展缓慢。人们感觉：有时候解决问题的速度，也许还跟不上情况变坏的速度。您觉得问题出在哪儿?

赵汀阳：你的说法太过悲观了。在变革动荡时代，人们容易产生悲观或焦虑的感觉，这是托克维尔早就发现的。他的解释也许有趣，但并没有触及根本原因。

(赵汀阳)

变革期的悲观和焦虑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人们的存在状态由于变革的不确定性而变得莫测未卜。不确定性是不安之源，这是一种在新均衡建立起来之前的焦虑，人们看不清什么是最坏的可能性。

而对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人们的理解难免受制于自己的利益和偏好，所以在制度设计上，罗尔斯刻意想象了“无知之幕”来屏蔽人们对自己地位的一切信息，让人无从使用偏好的判断。不过罗尔斯的理论想象没能解决实际问题，是因为，当无知之幕完成使命而退去，人们的自私仍然压倒公正。

《南风窗》：站在罗尔斯的立场上去同情地理解一下的话，他的这个“无知之幕”考虑的是“公正”，这样更容易达成关于制度设计的“共识”。比如，如果一个人清楚他就是一个官员，那么，在制度设计上，他当然要从官员的角度去考虑，不肯让步，而老百姓就不一定干了，反之，老百姓想干的，官员也不干。

这也是中国改革的一个困境，很多制度的出台非常艰难，比如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大家知道自己的“身份-利益”，拼死维护自己那一点利益，那当然在制度设计上难有共识。所以罗尔斯的理论，虽然屏蔽掉了偏好、身份-利益等信息，但他想干的主要是用来说“这样做，才是对的”，即主要是具有规范能力。意思是：只有这样，制度设计才是公正的，而大家按这种办法达成了共识，“无知之幕”揭开后，发现自己是官员、富人，利益少了，就不要反悔耍赖。

所以如您所说，罗尔斯理论没能解决现实问题——要理念转化为实力，压倒别的力量才行。那么多年来，中国问题就是这样。自私，背后的利益-力量，总是可以压倒理念、规范的东西。

不过，这个问题仍然是存在的：如果社会的博弈格局没有改变，大家的感觉会越来越坏，把逻辑推到极端，那通向的可能就是“社会崩溃”了。要有哪些东西，才能让人们觉得肯定不会如此呢?

赵汀阳：任何一个社会如果有能力避免社会崩溃，这个社会必须具有经得起“有知状态”考验的公正指标，主要包括：稳定可信的游戏规则，得到可信保护的个人自由，可信的共同利益。“可信性”的一个主要保障是立宪所定义的权力-权利。不过，一切制度和规则的可信性最终落实为社会博弈的稳定均衡，在这个意义上，共同利益是最可信的。

遏制“既得利益最大化”

《南风窗》：我们来看一下，一个世界，一个社会为什么会“变坏”。

您曾经说过，今天这个世界之所以很危险，有两个简单的原因，其中的一个，似乎特别适合用来解释现在中国的情况，那就是“利益最大化”这一思维模式的滥用。按照您的解释，利益最大化思维必须是在一个有着良好制度和规则的市场或游戏里才会有积极作用，假如这样一个健全的市场或游戏并不存在，那么，利益最大化的思维和行动就会变成一种“霍布斯文化”，类似于“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