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怎样的凝聚力工程

上世纪90年代初，在“百万职工大转岗、百万居民大动迁”等奠定今天发展之基的战略步骤实施中，上海也出现了“部分群众生活困难、部分职工思想困惑”的社会管理难题。当时的长宁区华阳街道结合自身实际，开展了“串百家门、知百家情、解百家难、暖百家心”大规模走访活动，推动了以“了解人、关心人、凝聚人”为主要内容的凝聚力工程。此举生动演绎了“以人为本”的基层党建工作理念，并成为上海基层党建持续最久的工作抓手之一。

20年前，笔者和一些社会学专家就曾参与过凝聚力工程的相关论证课题。虽然和费孝通先生60年江村调研的时间跨度相比，关于凝聚力工程的观察仍显单薄，但这20年，恰恰是中国社会积累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关键时期，我国学术界的社会学研究也在形成自身的流派和案例库。如今再做回顾，倍感凝聚力工程几乎就是过去20年中国社区发展梦想的一个缩影。而在凝聚力工程的实施和推广过程中，我们庆幸干群关系没有陌生而依然互动互信，城区发展大转型之际没有出现底特律式的沉沦病症，社会学家担忧的陌生人社会并没有出现。

而凝聚力工程作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社会探索，也是与时俱进的发展课题。随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凝聚力工程已从关心少数弱势群体，向关心多数人的公共利益拓展；从物质关心为主，向满足群众多元需求拓展；从发挥党员个体作用，向发挥团队影响力拓展；从党组织一家做，向调动社会资源共同做拓展；从面对面走访，向构建协调利益关系的机制拓展；从运作活动项目为主，向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创新格局拓展。同时，在社会管理创新的格局中，还出现了“义工人才库”等新社区概念。对此，社会学者的评价是，社会载体要发展壮大，一定要有领军人物、核心人物，实际上就是社会关系的承接。以往社区的社会关系就是相对传统的行政关系、契约关系，注重精神文明的社会光有这种关系是不够的。特别是传统的社会关系也会有能力局限，通过新型平台的积极互动，就是社会关系的必要重构。

然而，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一系列新型的社会挑战是绕不过去的坎。就笔者的跟踪观察而言，20年间上海中心城区的人口结构和社会需求都发生了大跨步的格局性变动。凝聚力工程启动之时，群众收入不高，当时街道办事处的经济实力也十分有限，访贫问苦、实物补助等很能产生满足感和凝聚力。而今天上海中心城区的各个社区都具有大都市架构形态，正常年景的财政收入增长都高于GDP增长，群众要求的还包括预算和支出的透明度。同时，居民构成发生了变化，原先社区基于严格的户籍管理，凝聚力工程需要关爱的就是比较单纯的原住民。现在不仅人户分离、流动人口的比例大幅上升，而且涌入各个社区的新上海人群体出现了“融入社区”的新态势，其子女教育、自身社保、未来养老等公共服务配套需求上升，自然对凝聚力工程带来了新挑战。

随着时代变化，一些崭新的社区元素不断诞生，也构成了对凝聚力工程的合理诉求。如20年前的社区居民对街道很买账，街道和居委会干部办事都有威信，现在除了继续要求干部公正廉洁外，还要求他们有魅力、有亲和力，甚至是多才多艺。又如原先的社区公共生活基本是人见人、面对面，现在更多是通过网络广泛联系，“虚拟社区”开始介入实际生活状态。与此同时，是否让居住在本社区的外籍人士参与到居委会选举以及社区事务管理中来，就是一个崭新的挑战。而这些新元素、新挑战，无疑是今后凝聚力工程的必答题。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上海民生发展报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