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的精神内核是社会包容

李克强总理曾强调：“中国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并提出了“近10亿人的城镇化”的目标。从社会学立场看，城镇化，并非高楼大厦、马路广场……其本质是人的城镇化乃至现代化。因此，要实现这个宏伟目标，中国的城市，尤其大城市或特大城市的包容性将是十分重要的。

谈及社会发展，“包容”已成当今世界的共识。“包容”(Inclusion)，在英文中本意是“包括”，引申为“包容”，有“兼容并包”及“兼容并蓄”之义，进一步引申为“融合”。当“Inclusion”与“Social”搭配成复合名词“Social Inclusion”时，就成为社会学和社会政策学常用的概念，为“社会包容”或者“社会融合”之义。

与“社会包容”相对立的是“社会排斥”(SocialExclusion)。美国社会学家戴维对此解释为：“主导群体已经握有社会权力，不愿意别人分享之。”

在历史上，社会排斥，本来是指大民族完全或部分排斥少数民族的种族歧视和偏见的现象，这种歧视和偏见建立在一个社会有意达成的政策基础上。现在，社会学和社会政策领域对这一概念的用途，扩展至“占据社会主流地位的阶层或群体在社会意识和制度安排等不同层面上对边缘化的贫弱阶层或群体进行的社会排斥”。1995年，在哥本哈根关于社会发展的世界峰会上，“社会排斥”被视为消除贫困的障碍——“他们往往由于民族、等级地位、地理位置、性别以及无能力等原因而遭到排斥。特别严重的是在影响到他们命运的决策之处，根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各种社会排斥过程无不导致社会环境动荡，终而至于危及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

城镇化的推进，“社会包容”是前提和保障，只有做到所有的社会成员一起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消除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之间的隔阂和裂隙，使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包容到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才能实现真正的城镇化。

遗憾的是，“包容”作为政府的口号喊得虽然响亮，但城市中的社会排斥现象却屡见不鲜。到网上随意搜索，诸如“异地高考政策公布期限将至北上广难产”、“户籍改革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这些报道充斥左右，在一些地方政府召开的会议上，大城市的一些排斥低端劳动力的“经验”甚至得到了热捧。

之所以排斥低端劳动力，城市管理者的解释是，城市未来发展需要的是高端人才，不需要低端劳动力。但是，放眼世界，根本找不到一个纯粹由高端人才组成而没有低端劳动力的城市。城市生活如果缺少了那些看来不起眼的低端工作岗位，就无法有序运转。

社会学大师吉登斯在《社会学》一书中说道：“城市属于谁？一方面，城市是‘都市魅力’的会聚之所，有令人眼花缭乱的时髦餐厅、酒店、大厦、机场和剧院，为新全球经济的建筑师和管理者光顾。随着全球化的扩张，这一部分‘城市用户’的人口将继续增长。而另一方面，成千上万生活在经济增长边缘的‘城市用户’对城市所拥有的权利同样重要，但却通常不受重视。外来移民、穷人和其他下层人口在世界都会中正逐渐占据越来越醒目的位置。”吉登斯描述的是世界上所有城市的普遍状况，中国在越来越融入国际社会的同时，其城市的发展具有相同的规律和特点。

在中国，事实上很多外来人口随着改革开放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他们已经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多年，但其中的大多数仍然处于被边缘化、不被城市包容的状态。“高素质”到底是天生遗传，还是后天习得的？可以假设，中国的城市都只容留高素质人才，“低素质”都将被排斥出去，那又将形成怎样的局面呢？会不会形成占人口多数的“低素质”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