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的精神内核是社会包容（2）

我们需要认识到，中国的第二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的生活境遇已然完全不同。他们是在“N年不变”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出生的一代。在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下，这代农民工的名下也根本没有属于他们的土地。此外，他们自出生后，其人生道路基本就是沿着“读书、初中或高中毕业后即来到城市打工”的路线进行。农业生产活动距离他们的生活其实很遥远。因此，家中的责任田，对第一代农民工来说，是从城市回到农村后的“退路”，而对极少从事过农田劳动的第二代农民工来说，他们很难再回到农村，其退休后的出路不是告老还乡，而是扎根城市。尤其是，他们的下一代，基本在城市出生，与农村的距离更加遥远，他们俨然已成为无数“城市人”中的一员。如果城市对待他们仍然缺乏包容的态度，那么城镇化的进程必然受损，对他们的排斥，也决定了这样的“城镇化”必然不是真正的城镇化。

中国的城市拒绝“低素质”人口已然不可能。在城市建设中想要效仿新加坡和香港的道路也难以行得通，毕竟在中国，城市不存在天然的屏障限制人口的涌入，并且，改革开放以后，因为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的需要，与人口流动相关的政策变得非常开放，城市对农村人口进入也没有人为地限制。农民单枪匹马，完全可以离开依附的土地随处走向城市的各个角落。城市作为一个全面开放的系统，不可避免地迎来结构多样的人群。

尽管在中国，如今很多特大城市由于涌入太多人口而致人口密度过大，的确有很多社会问题。不过，比较世界其他城市，如印度的孟买和加尔各答、巴基斯坦的卡拉奇等人口密度排名世界前三位的城市来说，在中国大陆，只有一两个城市堪与之相比。不能把人口密度过大，作为排斥外来人口的借口。另外，城市的地理范围是人为划定的。上世纪80年代，有人认为北京只能容纳800万人口，当时人们的视野还局限在北京城三环以里的方圆；而新世纪来临之际，人们认为北京可以容纳1600万人口，此时北京城已是六环环绕的更大城市了。到如今，北京已容纳了2000万左右的人口。这说明，同其他国际大都市一样，像北京这样的中国大城市，城市人口的增加，一方面来自城市本身的地理扩张，另一个还来自以这个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圈的扩张。

外来人口不仅为城市的发展作出贡献，同时还大大降低了中国大城市的老龄化程度。据媒体报道，2010年，以户籍人口计算，上海市的老龄化程度为23.4%，北京市为18.7%；但以常住人口计算，根据六普数据，上海市的老龄化程度为15.1%，北京为12.5%。两相比较，上海市要相差8.3个百分点，北京市要相差6.2个百分点。如果没有流动人口的补充，上海市和北京市大概早已陷入缺乏劳动力资源的困境。对城市外来人口的排斥是把双刃剑，而且很可能对着外来人口的一边是钝的，而对着城市的一边却是利的。

中国城镇化和城市化的步伐，缺乏了对农村人口的包容精神，将难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