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释中国经济增长？

在京城以外，复旦大学的张军教授可能是国内外最为著名和最为经济学界同仁所认可的当代中国经济学家了。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 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中国经济学人，张军教授早年研究制度经济学和产权经济学，近十多年来又专注于中国经济增长和体制变迁研究，在国内外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了 百余篇中英文学术论文，仅在国内经济学的权威期刊《经济研究》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就超过了二十篇，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按照不久前出版的《中国人文社 会科学影响力报告（2000-2004）》关于经济学作者学术影响的统计分析，张军教授在经济学论文引用最多的前六十位作者中排名第十三位。前十位作者 中，有四位是领袖人物（包括邓小平、江泽民、列宁和毛泽东）。如果不计算这四位领袖人物，张军的引用率则排列经济学作者中的第九位。该报告还把经济学研究 领域划分成六大领域，张军教授在其所居的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中位居第四位。

正是由于张军教授在当代中国经济学界的重要影响和他所取得的学术成就，由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华人经济 学家文库”系列在2013年1月出版了《张军自选集》，汇集了他的十篇长篇学术论文。这十篇学术论文，大都发表在《经济研究》或国内外中英文学术期刊上， 时间跨度从1999年直到最近。这十篇学术论文，既探讨和研究了三十年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和机理，也记载和反映了张军经济学思想发展演变的轨 迹，可谓是达致思想与现实、理论与逻辑的历史统一。

笔者不敢谬赞张军教授的学术成就——这一点为中国经济学界的同仁所公认，而仅就他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和机理的解释和探索，谈一点自己的浅见，就教于张军教授和学界同仁。

基建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过去三十年，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也是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和建 设的黄金时期，不但在当代中国来说是如此，即使从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来说，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快速和巨量增加，中国各地基础设施的普遍 改善，无疑在将来都是应该记入历史的。

现在看来，这一段时间基础设施的快速改善，既是这些年经济高增长的原因，本身也是高增长的构成部分。对这一点，张军在他与傅勇等几个学生所撰写的一篇在中国经济学界影响甚大的长篇学术论文中，做了非常好的解释和分析。

在这篇文章一开始，张军等就指出：“对于那些30年前来过中国而在过去10年里又重访中国的客人来说，中国基础设施水平的变化的确让他们惊诧不已。是的，中国基础设施和城市面貌（尤其是沿海地区）的改善可谓日新月异。”（《张军自选集》266页）

为什么中国基础设施在过去一二十年中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张军认为，乍看上去，投资于基础设施是典型的“扶持之手”的政府行动。但是，张军问道：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地方政府官员更懂得如何去实现公共利益呢？或者中国的政府管理模式是否更有利于基础设施的改善呢？张军认为，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必须用经济学的激励理论来予以解释。

首先，基础设施投资具有显著的增长推动效应，大多数经济学家相信这是毫无疑问的。按照张军的观察，1994年 后，中国就在当时的增长阶段中出现了大面积的产能过剩。因而，张军认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经济的格局中，基础设施投资在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高速增 长中的特殊推动作用，就显得更加突出了。根据张军的文献回顾，从总的农业部门来看，基础设施自农业部门对东部地区的贡献为20%，在非农业部门对东部地区 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为40%，且从总的农业部门来看，基础设施解释了40%以上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异（281-282页）。另据范九利和白暴力（《基础设施资 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二级三要素CES生产函数法估计》，《经济论坛》，2004年第11期，10－13页）以及他们与潘泉（《我国基础设施资本对经济增 长的影响：用生产函数法估计》，《人文杂志》，2004年第4期，68－74页）的研究，中国基础设施资本具有显著的增长推动效应，其产出弹性大约为 0.695，大于非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并且，包含基础设施的资本要素的生产函数表现出显著的规模收益递增特征（转引本书第281-283 页）。

在过去二十多年，基础设施投资的快速和巨量的增长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这一点现在看来是无可置 疑的。但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唯独在中国有如此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为什么在其他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比如印度——没有发生如此大规模的基础设 施投资？或用张军的话来问：为什么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在改善基础设施问题上会变得那么有“市场头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