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释中国经济增长？（2）

运用规范的经济学分析，张军等发现，“中国在投资和更新基础设施上的出色成就就是中国式财政分权模式和政府成 功转型的一个可以解释的结果。这个分权模式成功的地方在于中央政府用‘标尺竞争’取代了对地方政府的政治说教。中央自上而下的政治管理基于地方发展经济的 可度量的标尺（简称‘政绩’）。在这个政府间的政治治理模式下，不仅当地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助于‘招商引资’，从而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而且显著改善的基础 设施本身也最容易度量、从而能更好地满足地方官员的‘政绩’需要”（268页）。

在谈到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以及中国各地城市、乡村乃至各地交通网络、输 油、输气管道和通讯网络等方面的投资建设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时，我们首先像张军等经济学家一样同意，这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贡献因素，认为这也是中国 历史上公共设施建设的一个黄金时期，但是也要反过来看到，在目前财政分权的体制中，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相匹配，地方政府在过去十多年的大规 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主要靠银行贷款、靠各种各样的融资平台发债来进行基建投资。现在，地方政府负债比较严重，大都到了用新的银行贷款来还旧债、建新 项目的情况了。在这样的格局中，如果中国现行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不改革，会导致地方政府的负债越来越重，在未来进行基础设施投资越来越难，随之基础设施投资 在未来中国经济中推动和贡献作用也会自然下降，这实际上也自然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增速正在慢慢进入一个中速乃至最后到一个中低速增长时期。

在这样经济增长的大趋势中，尽管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否认靠政府投资所推动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在中国经济增长和 改善各地各城市生活环境和交通、通讯网络建设中的巨大作用，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正在不断积累和新出现的问题。这也正是2009年笔者在《华尔街日报》的一 篇专栏文章中评论张五常先生的“县级竞争”是过去中国模式高 速增长的原因时，提出导致过去三十年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其作用正在消失，乃至正在逐渐变成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障碍（收入《大转型：中国改革下一步》，韦 森著，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13页）。实际上，张军以及其他国际上的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譬如，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Paolo Mauro以及Vito Tanzi 和Hamid Davoodi两位作者之前的研究就发现，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越高，政府支出在交通等基础设施投资上的比重越大，且反腐指数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为负。张 军也认为：“这说明反腐力度的提高，在边际上会减少对基础设施的投资。”（325页）事实上，基础设施投资在经济的高速增长中确实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同时中国政府官员的腐败也成了一个很大社会问题，以至于成为了新一届中国政府领导人治国的头等大事。但是，如果从现在起加强反腐力度，除了过去积累下来的 地方政府负债外，反腐本身也会影响基础设施投资，那么，这又将对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什么影响？

即使不考虑上述单一链条的作用，IMF的经济学家Paolo Mauro之在之前之后，乃至在1995年的那篇研究腐败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经典论文中均发现，整体而言，腐败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首先Maoro在哈佛大 学《经济学季刊》发表的那篇文章发现，腐败类似于强加在投资收益上的一种税收，从整体上会降低投资率和增长率。其次，他1997年发表在《公共经济学杂 志》上的另一篇《腐败与政府投资的构成》的文章也在结论中指出，整体而言，腐败会通过改变政府支出结构而整体上不利于经济增长。最后，在2004年以 IMF工作论文发表的《腐败的持存与低经济增长》中，他又再次论证到，从长期而言，政府官员腐败对经济增长影响是负面的：许多对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实证研究 发现，腐败的盛行、蔓延和持存，不仅直接导致减慢经济增长，还会导致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乃至革命和政变，从而导致一国经济的巨大宏观经济波动。如果以这 个逻辑来观察中国社会过去的发展轨迹和展望未来的增长前景，尽管一轮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对过去二十余年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有巨大贡献，但在政府官员大面 积腐败而屡治不果的格局中，即使按照IMF的经济学家Paolo Mauro以及Vito Tanzi 和Hamid Davoodi的研究，乃至按照张军自己的分析逻辑，如果严重的腐败蔓延下去，屡治不果，愈演愈烈，将会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但是如果反腐力 度加强，也会对未来中国基础设施的投资产生副作用，从而进一步使中国经济增速下降。这应该是从张军的经济学分析中所得出的一个自然结论。

出口高增长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在分析了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和政府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经济快速增长的正面作用后，我们再来讨论过去二十多年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十多年来，外贸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

上面我们已经提到，在《张军自选集》最后一篇新近写出的文章“朱镕基可能是对的”一开始，张军就讨论了纽约大 学鲁比尼（Nouriel Roubini）于2011年7月26日在上海交通大学所做的一场讲演中所提出的一些观点，而这些观点也是国内外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现状的一种普遍 判断。张军评价道：“他在讲演中提到，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增长是靠出口和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支撑的，而且他说高储蓄和低消费是一个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这 也是当下非常流行的看法。但是我想指出的是，这一说法并不像它看上去那么正确。”（335页）接着，张军还具体举例说，鲁比尼的判断之所以是错的，理由 是，仅从出口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贡献而言，“尽管中国的出口值相对于GDP的贡献超过了30％，但平均而言，净出口占GDP的份额过去10年平均仅有 3.3％，这几年更是在2％以下”。因而，张军在整个文章批评了时下流行的“中国过去的高速增长依靠了过度出口和过度投资而忽略了消费”的断言，并责备尽 管现下这种判断大行其道，但实际上是“似是而非”的（337－338页）。这是张军在最近一些经济时评、专栏文章和学术报告中反复传讲的一个观点，从而构 成了他对当下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判断和未来走势判断的基础。

受文章篇幅所限，笔者在此不再讨论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以及未来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仅就外贸出口对过去二十多年尤其是在加入WTO之后经济快速起飞的贡献问题，谈点不同看法，希望能得到张军和其他学界业界同仁批评和进一步的讨论。

整体而言，在看待中国外贸出口快速增加对中国经济快速起飞的作用和贡献上，我不是非常同意张军的判断，而是认 为外贸出口的快速增长是中国经济起飞的最大和最主要的贡献因素，可能比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的贡献还要大。我为什么会这么认为？首先，张军在最近的一些文章 中，尤其是与朱天2012年9月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的《被误读的凯恩斯理论》一文中，他们独具慧眼地一再强调：“现代增长理论表明，投资的增长才是经 济增长的原因，而消费的增长则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相反”；“根据现代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引擎只有两个，一个是人均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 增长，另一个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些观点均颇具洞识，我全都同意。我在近些年对世界经济近现代史的阅读中发现，在任何国家的经济起飞或高速增长时 期，都是投资的高速增长时期，而到一个国家已实现GDP份额中消费占很大比重时，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就是在很低的发展阶段了，几乎没有例外。尽管如此， 张军在批评鲁比尼和时下大多数经济学家所相信的在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时，认为出口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不大，这其中可能有些无意的理论疏忽。

为什么如此？这里的问题关键是，尽管中国的外贸净出口占GDP的份额在过去十年中平均只占GDP的3.3%， 这几年更是降低在2%以下。但这绝非意味着，加入WTO后的出口高速增长对经济快速增长的作用并不大。如果单从净出口来判断外贸对中国GDP快速增长的贡 献度，恰恰又落入了张军和朱天所批评的“贻害无穷”且“可以休矣”的“三驾马车论”的理论推理中去了。因为，中国的出口快速增加对GDP快速增长的贡献， 并不仅仅是通过净出口这一单一渠道而直接计入GDP，而更重要的是通过增加国内投资的渠道所贡献的。

在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出口高增长时期，由于中国外贸出口企业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一些国际大公司和制造商的FDI 来实现的，这就产生了数个除净出口国家之外，中国迅速加入世界经济全球化下制造业全球分工体系后，中国进出口大幅度增加（除2009年外，2002到 2011年平均年增速超过20％，有几年甚至超过30％）对中国GDP增长的以下贡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