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略关系为什么建立不起来

中日两国在2008年建立“战略互惠伙伴关系”，这估计是中国建立与主要大国“战略关系”外交中的最后一个国家。但是七年时间过去了，中日关系似乎没有达到这个目标，甚至被讽刺为“战略互损”关系。本文通过比较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来分析为什么中日建立不起来战略关系。

双方都没有真正视对方为战略伙伴

要建立战略关系首先需要有战略意愿（strategic intention），也就是说双方都要有同对方建立着眼于长远的，坚定互谅互让的原则基础上的长期关系。但从目前来看，中日双方都还没有在心理上准备好将对方看成是战略伙伴。

首先，日本作为对美国在亚洲的最重要盟国，对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有抵触心理。据日本外务省常务原副部长谷内正太郎的回忆录，中国方面曾经多次向日本 提出建立战略对话的建议，但是日本政府内部对此有很多反对的声音，主要理由是战略关系应当是用在价值观相同，或者具有盟友关系的国家。日本战后的对外关系 上始终限定在日美同盟框架内，同中国建立战略关系会不会损害日美同盟，会不会引起美国的不满是上述反对意见的真正原因。

第二，上述日本 对中国的抵触心理的背后主要载体，是长年来的日美同盟关系早就根深蒂固地覆盖了从媒体、学术、官僚、政治家等等各个阶层的精英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有的出于 意识形态原因，有的出于传统思维，有的则完全出于个人物质利益，有一共同点是他们倾向于把中日关系和日美同盟看成是一个“零和游戏”（zero-sum game），即中日关系紧密必将腐蚀日美同盟，要让日美同盟巩固就必须同中国保持距离。日本国内的这股势力担心日本的外交转向会侵害其既得利益，往往试图 利用可能的机会阻止日本的外交的转向，维护原有的利益格局。

第三，从中国方面来看，中国始终将中日关系放在中美关系的框架下考量，并没 有真正将日本看成是战略对象。中国的决策者们清楚地认识到日美同盟对于日本外交自主的极大限制，日本不可能脱离日美框架同中国建立更高层级的关系，把中日 关系看成是中美关系的附属物将让中国领导人们的战略计算更加简单和容易，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的判断没有错。

但是另一方面，崛起的中国提出建立“和谐世界”理念，而最需要的是“和谐周边”，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试金石就是能否包容日本，于是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概念就形成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对日外交存在着“战略计算”和“外交理念”之间的落差。

建立战略关系的条件是否成熟？

中日双方的战略利益可能还没有足够重要到能够让决策精英们建立超越感情的工作关系（working relations beyond emotion），相比之下，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在过去十年时间里已经有了稳健发展，双方目前的利益远远超出了双边范畴，与此同时双方的政治经济精英本身 都已经是中美关系中重要的利益攸关方。（可能同中国的政商精英及其家人同美国之间的利益人脉的广泛性也有关系），正因为如此，中美双方能够建立高层级的战 略对话，尽管双方在很多的领域具有明显竞争关系，但是双方都承诺向前看，不让一些反对双边关系发展的力量占上风。

对于中美两国决策圈的精英们来说“亲美”或者“亲华”的标签已经淡化，中美关系某种程度上属于是为了共同利益的工作关系。中美之间已经有比较务实地认识对 方的姿态，双方日益平等相待。承认问题分歧矛盾，摆到桌面上共同解决，而且不因为特定时间而中断沟通也成为共识，最明显的是即使“陈光诚事件”发生后，中 美双方的战略对话也没有中断。

反观中日关系情况完全不同，中日两国还在用非常“感情化”的方式看待两国关系。日本对于美国的对华态度特别敏感， 经常简单地将美国的外交精英或者东亚事务的高级官员分为“亲华”或者“亲日”，例如某位高官有研究中国或者对华外交的背景就会被贴上值得警戒的“亲华”标 签。殊不知美国的官员无论什么背景需要在国内的官僚政治框架内生存和发展，他们同中国，日本之间的关系都是工作关系，个人可以有喜好，但是作为官员他们的 最终落脚点是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不是个人喜好。

这种思维方式在战略上是短视的，在战术上是错误的，在外交上是笨拙的，结果是日本失去本来 可以争取的朋友。从中国方面来看，上世纪80至90年代日本对中国经济来说是不可或缺，现在中国经济中日本的影响力已有很大变化。中国认为日本缺乏战略思 维和全盘考量能力。例如在朝鲜问题上，主要目标是去核，而日本所关心的却是绑架，这样一来就破坏了整体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