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略关系为什么建立不起来（2）

如何推动让条件逐渐成熟

首先，中国在对日外交上需要更加积极主动争取日本民心，让日本的民众认识到崛起后的中国仍然把日本作为重要的战略伙伴。

冷战后，日本政治结束自民党长期一党独大开始进入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过去20多年日本政权更替频繁，以往的政治格局被打破，政治家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依 赖讨好选民来获得议席。但是遗憾的是，中国的对日外交并没有敏感地意识到日本的变化，依旧沿袭过去重视日本政界对华友好人士，友好团体的传统“中日友好” 外交模式，这可能是对日外交最需要反省的地方。

随着中国国力不断上升，日本国民一定程度上的不安也不足为奇，不安不等于感到威胁，是可 能通过一些沟通解释来化解的。东亚发展大势是中国的复兴，而日本的国力相对逐渐减弱，在这样力量对比逐渐有利于中国的情况下，中国在外交上的主动就显得更 加必要了。2007至2008年，中国最高领导人显示了前所未有对于改善中日关系的诚意和行动，包括胡锦涛和温家宝访问日本效果较好，但遗憾的是中日关系 基础薄弱的情况没有得到持续改善。中日关系打开僵局需要“超常规”的方式，要有勇气，越是气氛不好越是要去做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意愿。1999年初，面对中 美关系严峻挑战的时候朱镕基总理明言访问美国是为了“让美国消消气”，坦诚程度着实让人吃惊。

中日之间，中国是否也能体现出类似大国风 度呢，特别是对于日本的民众，事实上2000年朱镕基访日时同市民电视对话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当年，毛泽东放弃战争赔偿的决定虽然因为他有绝对的权威才 能实现，很多人都认为这是慷中国人的慨，但是从战略角度来说中国获得的是长期对日的道德优势，无论到什么时候日本在道义上都有愧于中国，这个十字架本身就 是对日本战争力量的一个无形的制约，这一点日本人心理是有数的，他们对待韩国的看法就很不一样，战术妥协换取战略利益是中国应当尝试的。

第二，日本要证明自身的外交具有独立性，而不是美国外交的附属物。中美之间互相定位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几经初见形成了，特别是2005年佐利克提出 “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中国则不断保证“和平崛起”，双方建立了战略与经济对话，交流渠道是畅通的。郑必坚早就提出中国要超越传统的大国崛起的道路 （to transcend the traditional ways to great powers to emerge）。

戴秉国的《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论文中也非常明确，王缉思和李侃如的《中美战略互疑》报告书也说明双方对于问题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但是中日之间相互战略定位模糊对于双边关系是负面的，而且会导致误解和误判。

中日之间虽宣布建立战略互惠关系，也有战略对话框架，但都流于形式。中国始终将日本看成是其对美外交的附属物，而日本则将对中国外交看成是对日美外交的衍 生。如果说中美关系基于实用主义的共识（a shared sense of pragmatism）的话，那么中日之间似乎还不是这样，现在在东亚的恐惧并不是中美会被迫交战，而是中日之间会因为民族主义导致中日在东海的冲突。

日本当前把自身的外交行动都放在加强日美同盟对应中国的框架下考量和解释，无论是参加“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还是加强同东南亚国家关 系，这样状况如果继续下去中国将始终把日本看成是一个外交上没有远见的不重要的小国。而当日美联手涉及中国问题的时候，中国往往会用隔山打虎的办法通过敲 打日本来提醒美国避免同美国直接冲突，客观上中日关系也被牺牲了。

中日双方要真正建立战略关系不仅要有积极的意愿，还要有创造性的思维和增强在对方战略考量中的分量的外交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