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是一种权利，而非被绑架的义务

不为地震捐款，孩子就拽着家长衣服不让走，这是前日在丰台区南四环某幼儿园门口发生的一幕。而在丰台区另一所初中，老师拿本登记学生捐款数，很多学生跟风捐款超百元。多位家长表示，这些募捐变了味儿，觉得学校和老师强制孩子多捐款。(4月25日《新京报》)

逼着孩子回家找大人要“红色的钱”，这自然是令人侧目的个例。但环顾四周，逼捐索捐的事情，在雅安地震后，见识的还少吗?一众网友在调侃凉茶，“还是原来的灾情，还是熟悉的1个亿，全国地震捐款领先的红罐凉茶……”成人世界里固然看不到“老师拿着小本子登记捐款的”传奇，但短信劝捐、工资代捐、开会劝捐的强硬做派，似乎也不比拿本子登记的文雅。

此前，全国人大代表、中华慈善总会荣誉副会长周森在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时就表示，“每个人的工资，必须要有一笔钱进行慈善公益，就像现在纳税一样，超过3500多少税，超过5500多少税，要按照法律的程序。”这话一石千浪，虽逻辑悖谬，却也是很多决策者、很多制度设计的真实想法。但其实在捐款这件事上，中国人肯定是走在前头的，尤其是大灾大难的时候。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我国平均每户家庭捐款额高达410元——以捐赠数额占家庭总资产比重来看，经济条件越差的家庭，捐赠数额占总资产比重越高。今次雅安震灾，截止4月22日，各界为灾区捐款总额已达到7亿(该数据尚不包括10万元以下捐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