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丰碑设计建造中的故事（2）

1950年底，我自美国留学归国，1951年初即随梁思成先生参加一些会议和工作，人民英雄纪念碑就是其中的一项。关于这件事的具体情况，1978年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20周年时，我曾经写了一篇介绍文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创作成就——纪念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二十周年》，原文刊于《建筑学报》1978年第2期），时隔35年，仍然感到有事要说，可谓“近史钩沉”。

一、设计方案的择定

人民英雄纪念碑意义重大，通过竞赛，梁思成先生的设计方案被采用。我曾在建筑系馆看到由莫宗江先生绘制的渲染图，非常精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设计竞赛已经定案，但是在1951年初的一次设计工作会上仍旧是众说纷纭。首先，建筑学家和雕塑家的意见就不一致。雕塑家希望以雕塑为主，在碑前或碑顶作群雕，或碑身就是雕塑。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则认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本身是一座碑，要来承载字，如“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当时假定）等。1951年国庆时，却另有一个设计方案的一比五的模型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底下一个红墙台座，有三个门洞，台上立碑。据说这个新方案是陈干同志设计的，背景至今我也不清楚。梁思成先生见后，很是着急，特意亲自用圆珠笔写了一封信给彭真市长，详细阐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意图（《致彭真信》，见《梁思成全集》第五卷），并对该方案表示反对。这说明即使是方案已经评定，也仍然有不同意见，推想在决策层也不尽一致。后来经过一段时间，再次确定使用梁先生的方案。

二、位置的改动与朝向的调整

1949年9月30日，第一届政协会议闭幕后，毛主席在夜色中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由于较为匆忙，未顾及整个广场的布局，待到深化设计时发现奠基的位置离天安门和旗杆太近，当时还在酝酿碑身加高，如此就更会觉得空间局促。梁先生告诉我他曾向彭真汇报：要不要向主席请示往南挪？彭说主席那么忙，你们要怎么挪就怎么挪吧。后来经过数次方案设计，最终由北京市规划局的赵冬日同志敲定放在绒线胡同东部路口。这个位置无论当时还是现在看来，都是非常合适的，即处于中轴线上略微偏南的位置上，为建国十周年规划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设计选址留有余地，使得这三个建筑物与天安门之间形成菱形关系，不同的位置都有非常好的视角。

碑身的朝向也曾进行过调整，毛主席题字的一面是正面，按照中国传统，要朝向南方，但是在建造过程中发现，主要的人流是从长安街进入天安门广场的，观众多集中在广场的北部，这样就看不到碑的正面，在天安门广场有大型纪念活动时更是这样，因此决定一反传统，调转方向，正面面对北面的天安门。当时，巨大的碑心石已经运至工地南头，而天安门广场原千步廊的长墙尚未拆除（直至国庆十周年期间广场才扩大），因而空间局促，要想把这样长的一块巨石再从南向北转向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最终还是想尽办法实现了。这一举措对后来广场的扩建，特别是毛主席纪念堂的面向问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建筑材料的选择

人民英雄纪念碑要永久长存，因而对于材料的选择非常慎重。当时从全国许多地方采来的石样，都送至清华大学材料实验室进行质量、密度、耐酸、耐蚀性等测定。我记得在市政府的一个会议室四周，有一大排石样整齐摆放在桌子上，最后青岛浮山的花岗石以其质地、色泽入选。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了避免碑身由石块拼接而成为“百纳碑”，必须要有一定的体重与高度的碑心石来镌刻毛主席的题字，这样才能体现出独特的内容。最后选定在青岛浮山开采重达280吨的巨形花岗石，粗加工后净重103吨，在克服了重重运输困难后运至北京，凿成长14.7米、宽2.9米、厚约1米的碑心石，成材重60吨，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己近乎极限了（附带说一句，后来在为毛主席纪念堂选材时，众说纷纭，有人希望用水晶大理石等人造新型材料。我建议还是使用青岛的花岗岩，这样可以使纪念碑和博物馆两个主要建筑物取得协调并且器宇轩昂）。纪念碑其他部分的选材也颇具匠心，月台面用山东泰山灰绿花岗石，散水系周口店花岗石，甬道为昌平微黄花岗石，加上汉白玉浮雕、栏杆，再加上各种石料质地、色泽既统一而又有细致变化，工艺的严谨精致、一丝不苟。这些细节未必引起非专业人员的注视，但给人一种纯洁、朴实的美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