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丰碑设计建造中的故事（3）

四、精益求精的设计与施工

纪念碑的设计方案虽已选定，但仍在不断地推敲改进，在我印象中重要的有若干次变动，例如：原方案中曾设计从纪念碑内部通过电梯直达顶层，向四周瞭望，纪念碑下还有检阅台，内部有陈列室，后来这些都取消了，仅以“纪念碑”为主。我记得当时郑振铎先生曾多次到梁思成先生家，共同讨论设计方案的改动，可惜后来郑先生遭遇空难逝世，梁先生失去了一位共同议事的知音。

纪念碑的建筑细部也经过精细的处理，并博采众长，可谓有古有今，有中有西。台座顺应中轴线，东西短，南北长，继承了中国传统台基的惯用手法。碑身在三分之一处略有收分，使得纪念碑更挺拔、有力，这是吸收西方古典柱式的做法。在纪念碑的纹样设计上，还有些设计者希望要新颖，林徽因先生则着眼于花纹饱满，认为这样显得有精神，尽管林先生的草图未被完全采用，但仍然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林先生去世后，梁先生为她设计墓地，被批准将她的一幅图稿试刻，安放在墓碑前。

碑身的题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在设计时是预先代拟的，后来由毛主席信手题写在大信纸上，很洒脱，经过精心放大和修饰，最终镌刻在石碑上。纪念碑的背面是周恩来总理题写的政协赞文，字数较多，由于他平时工作繁忙，难以静心书写，因而特别抽出一两天时间住在北戴河，写了两个稿子供选用。碑身的文字镌刻完成之后，要进行鎏金，再用放大镜检查有无“砂眼”，最后再用玛瑙普遍细致地磨一遍，确定没有瑕疵，以防日后因雨水的侵蚀而变质。这也足见当时发挥了艺匠的传统工艺，施工认真、精细。

五、雕塑创作

雕塑创作在纪念碑设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雕塑的内容经由范文澜先生领导的小组认真推敲，并由中央审定，包括八个题材、十块浮雕，分别是焚烧鸦片、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战争及解放全国（支援前线—胜利渡江—欢迎人民解放军）。由画家勾画草稿，征询意见。最初设计的画面上曾出现洪秀全、林则徐等知名人物，还包括一些当时仍然健在的领袖人物，将来在碑前摆放花圈就非常不恰当，于是转而着力表现群体。现在看来这一决策非常重要，如果用了某个人做了雕塑的主角，在“文化大革命”时也许就会遭遇麻烦。

八个题材的雕塑是由八位精选出来的雕塑家来完成的，他们都是老一代的有声望的雕塑家。其中包括王临乙先生，早在1943年我尚在大学读书时，就在重庆参观过他的创作“大禹治水”；刘开渠先生负责最长的一段，即“解放中国”，其他还有曾竹韶、滑田友、傅天仇等。曾老兼为雕塑、音乐大家，德高望重，去年刚刚辞世，长寿104岁。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专门盖了一座临时工棚，作为雕塑家工作室，早期的创作见解已成过去，大家共同进入理性的思维，互相观摩讨论，在风格上取得协调。在创作过程中，除了借鉴西方纪念碑的典范，还结队赴西安、洛阳龙门石窟等地参观鉴赏中国古代的雕刻遗产，并将一些雕刻精品复制下来，观摩学习，现藏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昭陵四骏”复本，便是那时得来的。

雕塑的实际镌刻，有赖于相当数量的“艺匠”去完成。这类人才难得，最后遴选出一位琉璃厂做假古董的高手，由他授徒培养，那时做了一些放置在台上的毛主席像作为练习，梁先生家还获赠了一座。这批“艺匠”后来成为北京雕塑工厂的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