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坐等顶层设计（2）

纵观上海股市乃至新中国股市孕育和诞生的艰难历程，可以发现，它并不是顶层设计的产物，而是一个自发实践的、带有鲜明的市场导向性质的计划外产物。至少在那些不够规范的 “股金券”的发行和股票的私下转让时期是如此。

股票和股市作为非顶层设计的计划外产物的结论，还可从以下事实中得到支持：一、交易所成立以前和运行初期发行和交易的股票，基本上来自计划外企业；二、自1984年公开发行股票后，民间要求建立证券交易所的呼声就一直未间断过，管理层直到1990年底才打破顾虑正式设立证券交易所，且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为了满足国债的交易需求；三、对股市初期的管理是由人民银行负责，而没有及时更未提前 “设计”成立专门的监管机构。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新中国股市的诞生属于市场导向性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经济活动主体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现在人们所说的顶层设计及其实施，则属于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在制度经济学中，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不仅是相容的，而且是相互促进的。新中国股市便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后，催生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一个典型制度演进案例。或者说，后来关于股市的许多顶层设计，最早是来自于企业和金融市场一线相关人员的实践创造活动。所以，顶层设计也需要其他渠道设计和民间改革创新的补充、呼应及支持。

我国农村的改革也是如此。安徽小岗村农民包产到户的创举，在一开始也并非来自顶层设计。改变商业形态、引起商业革命的电子商务，发展初期也是民间弄潮儿和创新者发起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甚至一开始还受到传统商业模式下既得利益者的阻挠。

当然，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成功，往往需要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呼应和支持，顶层设计应该容纳、整合各种改革举措。全社会应有鼓励改革、宽容创新的环境和氛围。例如，金融票据的收藏品表明，在改革开放前，一些企业和单位也发行过“股票”，甚至还有过分红。但为什么没有最终孕育股市呢？关键在于那时没有改革开放的大背景，没有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技术支持。

这里强调中下层要有改革的意识，并不意味着顶层设计不重要。在不少方面，如果顶层设计中没有为中下层设计提供宽容的环境和氛围，中下层的改革创新是难以想像的。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